国际法视野下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各种核事故的发生充分表明,在核能风险治理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在相关的现有国际法规范和国际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本文通过分析核能开发利用的主权权利和风险治理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了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中体现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约束条件和发展路径。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结合核能风险治理方面所存在着的缺陷与不足,分析构建了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为形成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核能风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了系统建议。     

浅谈企业现代信息化财务风险与安全

在市场中发展,必然要面临各种风险,而财务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风险存在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企业的财务决策几乎是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应建立企业财务风险识辨系统和有效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风险管理机构,进一步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财务风险的现状及其防范措施进行探讨,以期降低风险、提高效益就显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民用核能公众参与现状的反思和建议——以江西彭泽核电争议为切入点

核能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相关政策,中国正大力推进核电建设。但民众的"核恐惧"一直挥之不去,成为核能发展的致命阻力,如首批内陆核电项目之一彭泽核电站,就因邻县居民的强烈反对而停建至今,很大程度上缘于失范的公众参与。以彭泽核电争议为切入点,可管窥我国民用核能公众参与的现状:缺乏专门立法规制、涉核信息不对称和民意征求浅尝辄止。问题的症结在于利益驱使下过分强调行政控制,消极应付公众参与。为完善现状,民用核能管理方应顺应行政控制"松绑"的趋势,逐步促进核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具体可从指导层面、运行层面和保障层面入手,通过指导文件带动整体立法,确立全过程核信息公开制度、征求意见制度和强制听证制度,并运用核知识宣传教育制度和追责救济制度保障参与的科学进行。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的刑法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风险”，包括冲击现有的秩序与制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等。人工智能产品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外在风险”，其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甚至实际的危害。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不同于克隆人技术风险，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并未造成实际的背离，且是被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技术，其发展趋势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式”的。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风险，应追究人工智能缺陷产品研发者的刑事责任，包括故意和过失。应追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在刑法中确立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增设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种类。     

中国民用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民用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频发的民用核能事故要求在民用核能利用过程中重点关注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建设。民用核能利用的生态伦理及民用核能安全价值是构建民用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民用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在立法理念、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实施等领域均存在困境。借鉴国外民用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中国应该从法律程序、实体法、相关制度等方面对民用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加以重构。     

保险风险证券化

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已有约二十年的历史,整体上看规模虽然不大,但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并已成为对巨灾风险管理的有益的补充。本文通过对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动因、主要产品及其特点的研究并通过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展望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得出了结论。     

《SPS协定》中的“风险评估”问题——“量化风险方法”与“整体风险方法”

WTO及其《SPS协定》允许成员方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采取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即SPS措施,但对此设立了严格的条件,其核心为"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多年来,"量化风险方法"和"整体风险方法"及其之间的博弈主导着风险管理学界的主流话语。受此影响,WTO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和解释《SPS协定》、尤其是其中一些核心概念时,不断摇摆于这两种方法之间,至今未有定论。即使是在新近的代表性案例"美、加继续中止案"中,上诉机构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了对整体风险方法的明显的、全面的倾向性,这是否意味着"二元化"解释就此彻底终结,犹未可知且令人生疑。这种"二元化"解释造成了SPS措施个案裁决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内部的不一致和自相矛盾。这一困境显示出,WTO必须尽早确立其风险管理哲学,并在其体制下赋予各国的SPS措施以确定的、适当的合法性。     

技术创新背景下的政府管理风险刍议——以《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为例

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以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为例，对现代技术发展条件下的风险及其风险评估的概念、风险评估的两大原则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并建议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风险决策和管理中，应采用民主、责任的风险治理模式。除力主科学证据原则外，应增强风险沟通与司法控制。     

论期货市场的风险规制

期货市场的功能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因期货本身的特性,其风险性也相当的大,如何有效规制期货市场的风险,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在论述期货市场风险成因及我国期货市场风险规制缺陷的基础上,针对期货的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期货市场风险的建议.本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宏观方面,应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建立统一集中的风险管理机制、加强期货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完善交易所风险管理系统、加强市场监管与信息披露等;微观方面,应在以下几方面改进:有效规制期货经纪公司的风险、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提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专家风险认知模式和公众风险认知模式在风险本质、判断风险严重程度之因素和评价风险之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两种认知模式的差异对规制风险的行政措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应当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来避免这些消极后果，以便在科学和民主、事实和价值之间获得恰当平衡。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实行一种多中心的风险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制定并发布统一和完整的风险信息标准，定期加以评估和更新，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风险预警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以便培育公众理性；依据各种定性因素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在风险教育、沟通和公开方面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