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试论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现实基础、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

台湾和东南亚的关系与两岸关系及大陆-台湾-东南亚国家三方关系的互动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因两岸关系对立而产生的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选择的政治难题已经消失,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先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从客观上弱化了台湾单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效应.由于以"东盟+n"方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和多方关系的复杂化,因此,台湾直接参与已经开始实施的"东盟+中国"合作框架将更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各方关系的协调.     

"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的区域分工并未完全依照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发展."雁行模式"开始逐渐走向式微,多元化分工格局呈现.东亚各地惟有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使多元化、网络化分工体系得以发展与完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趋利避害,求得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

近年来东亚合作发展迅速 ,但是作为东亚合作内在基础的东亚区域主义却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而仍处于形成阶段。本文就东亚区域主义的兴起、发展、特点、前景及对区域合作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东亚区域化的进展——基于核心价值与发展路径的探讨

东亚区域化发展是一个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历史进程,开放、主权国家共同发展和多领域全面推进构成了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在价值层面的基本诉求;实践层面的东亚区域化进程则主张大力发展非政治性的技术合作,建立区域技术合作机制网络以推动东亚区域化中政治困境的解决.     

浅析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若干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的区域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强调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并存的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并不等于东亚一体化的形成,东亚区域合作仍然在不断整合当中.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中国能否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提供公共产品,以何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以何为现实依据,这不仅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成功与结构整合有重大意义,也将对东亚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10 3"合作框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南南型与南北型合作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合作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对合作各方,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和动机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10 3"框架内的南南型和南北型合作的内容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东盟与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新地区主义近年来备受关注,参加东亚合作的各方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内涵、特征等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东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东盟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