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研究

近年来，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诟病的重要话题，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制约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通过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控告、申诉权；完善侦查监督机制，促进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运行；完善诉讼监督机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浅议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

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是侦查中获取证据的一类侦查措施 ,关系到侦查乃至整个诉讼的进程和物所有人的权益 ,怎样正确认识该强制性措施显得很重要。文章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措施的区别入手 ,探讨了刑事诉讼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的目的、价值、分类 ,并从执行权与批准权、采取强制性措施物的范围、见证人等方面阐述该强制性措施存在的问题。     

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运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在传唤、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扣押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在于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形成，权利救济制度的弱化失衡，比例原则在设计上的缺失。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国情，从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体系和逮捕制度等方面，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角度，完善刑事侦查制度。     

试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特征,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集权于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可以还原案件真实的名义以强制的方式对有关人员和单位实施权利上的限制和剥夺,且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很少,在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障导致实践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活动的主要监督者,理应为健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督机制做出应有的努力。     

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之监督机制的完善

现代法治精神和程序理念倡导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进而防范公权力的恣意行使。本文尝试探讨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物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行使。     

侦查本质论

通过对侦查概念的剖析,探寻侦查行为的本质属性。以"密侦"为突破口,纵观古今,找寻从"侦察"到"侦查"的过渡。进而,进一步辨析秘密侦查与技术侦查的关系,探寻侦查的强制性与谋略性。侦查权的制衡,秘密性与强制性的限制,需要其对立面公开性与任意性。结论:"暗中查证"是侦查活动的本质属性,"公开查证"只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     

对建立诉讼当事人不服涉及财产权侦查措施而提请监督问题的思考

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对个人自由的伸张和实现其它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侦查机关单独决定涉及财产权的侦查措施,因而其在侦查活动中采取限制诉讼当事人财产权的侦查措施相对较为随意,诉讼当事人在自己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后找不到快速、有效的救济渠道。因此,应当构建诉讼当事人不服提请监督的制度,消除监督盲区,切实...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在侦查实践中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进行立法规制,这不利于保障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现代法治国家遵循的侦查程序法定原则相违背。借鉴他国秘密侦查措施在立法上遵守的相关原则,提出我国秘密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条件、执行依据、适用对象和救济方式的法治化对策。     

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检视与完善

侦查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侦查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运用极易引起对当事人权益的侵犯,必须加强侦查权的监督。由于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乏力,侦查机关业已建构了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控制体系。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检视,探索完善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进路。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之突围

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现行侦查监督工作尚未充分控制并制约侦查权。在侦查监督的现实运行中,侦查监督的权威与手段较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若干方面相应完善了侦查监督程序,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建构强制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适时介入及全面引导权,侦查监督的相应保障权,完善侦查监督内部规范化工作规程,以确保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籍此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能力和权威。     

民事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现代社会任何权力都必须有制衡和监督,对审判权的监督实质上是对其是否合法行使进行监督.法院裁判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是对法院裁判进行监督的前提.民事检察监督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重要制度,应通过明确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规范检察机关和当事人的关系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论公安机关初查制度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同时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浅议技术侦查的司法控制

技术侦查作为一项新兴的强制侦查手段,在有效提升刑事案件侦破能力的同时,实施过程中对公民隐私权有较大的现实危害性。文章指出完善技术侦查立法规制的具体措施,明确指出建立技术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应从四方面入手,同时,指明案件当事人有效的侵权救济渠道,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侦查监督工作中纠正违法制度的立法思考

纠正违法制度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法律规定及运行机制,存在知情渠道不畅、监督标准不一、监督形式不规范、监督手段单一乏力等诸多问题。立法应当明确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制度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同时规定救济途径、监督保障机制,从而对我国的纠正违法制度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构建和完善。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检察制度探析

我国检察制度是在现有的宪政制度下设计,并由宪法赋予其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监督和权力限制的。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监督所固有的单向性,使得法律监督权不能够与行政权、司法权等构成一种动态的制衡机制,并且因其外置性特点,不可避免地产生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现代诉讼程序提供了一个三方主体在一定范围内的平衡制约机制,并能够使监督活动由外在监督变为内置监督,从而为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司法体制改革应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具体到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而言,应当强化对侦查的监督制约,强化侦查监督的启动程序效力,保证更加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权。因此,侦查监督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设想是:拓宽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的知情渠道,增强其发现违法的能力;增加检察机关开展监督的手段,提高侦查监督的实效;完善监督程序,为开展监督提供程序保障;完善监督范围,使侦查监督体系更加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