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到协同:社会组织进行第三方评估的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进行第三方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分析当前社会组织进行第三方评估的观念滞后性、法律法规与评估范围和标准不明晰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到位等问题,提出社会组织应当从参与第三方评估转变为协同政府开展第三方评估,通过建立三方协同的评估框架并完善如监督机制、数据平台、行业组织等微观机制,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评估,以此增强第三方评估科学性与透明性。     

政府绩效评估“三权”视角下第三方评估权力组织模式与评估结果偏差——基于多案例的阐释

第三方评估结果是否可靠是关乎第三方评估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能否改进政府绩效、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大问题。从政府绩效评估"三权"视角出发,根据评估权力组织模式的不同将第三方评估划分为委托受限第三方评估、充分委托第三方评估和独立第三方评估,在此基础上基于多案例探讨不同权力组织模式对第三方评估结果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委托受限第三方评估下,由于评价管理者同时也是被评对象,多方扰动因素会影响第三方主体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充分委托第三方评估下,成立专门的绩效管理机构实现了评价管理者与被评对象的分离,为第三方独立开展评估提供了保障;在独立第三方评估下,评估结果偏差主要受限于第三方主体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论政策评估主体结构的构建

政策评估主体是政策评估实践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政策评估主体无论是以内部机构为主还是以独立的第三方为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遇了单一主体不可克服的矛盾。发展三方合作的多元主体政策评估是必然之选择。当下中国政策评估实践,已经出现了多元主体合作的情景。多元主体合作在不同的政策情境中具有多种组合的逻辑,并有可能形成两大类型的评估主体结构,即政府主导型评估主体结构和专业机构主导型评估主体结构。     

多维视阈下社会组织评估的“GPO”模式探讨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其参与能力和业务水平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既有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注重以社会组织自身维度为中心来评估其组织建设和业务水平,而忽视了"监管者—政府"和"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的评价。尽管有些研究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纳入了公众评价的维度,但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份量不足,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公众对社会组织业务水平的评价。因此,从"主体—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监管者—政府"三个维度出发,建构立体化的社会组织评估模式是当前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发展趋势。社会组织评估"GPO"模式融入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三方视角,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社会组织评估的指标体系。社会组织评估"GPO"模式能兼顾"主体、服务对象、监管者"三方的需求,使整个评估过程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实践进展、现实障碍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为了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专业性,避免政府部门"自己评自己"的问题,部分省市开始尝试第三方评估模式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在当前的政府购买第三方稳评公共服务过程中仍存在诸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第三方评估制度化、规范化欠缺,评估主体的合法性不足以及评估专家的专业构成较为单一等问题。因此,应从厘清第三方评估的主体权责关系、推进第三方评估的法治化建设、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的认证机制等几个方面,综合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的可靠性和公信力,从而为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供参考。     

社会创新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态研究

多元主体合作是社会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的显著特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三个组织主体,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以及三方相互间的合作构成社会创新多元主体间合作的基本关系形态。这三个组织主体间跨界及其多边互动伙伴关系构成完整的社会创新合作网络。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多元合作治理视角下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基于西部八省(市)的调查研究

在西部农村实现"管理民主",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通过西部八省(市)长达一年时间的新农村治理调查研究,发现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及村民的关系协调。针对当前西部农村治理现状,建议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合作机制。     

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立法前评估的实践与完善

第三方评估立法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我国的第三方评估立法机制。这一提法在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应确定范围和性质:行政立法评估、行政立法前评估、第三方独立评估和重要立法事项的评估。通过对国内该机制的实践情况、成效和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拓展第三方评估主体类型,培育第三方评估市场;明确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条件;建立第三方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加强对第三方评估结果的验收与成果的运用等完善建议。     

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逻辑与绩效评估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合作形成期、合作快速发展期与合作战略深化期。发展历程呈现出三种演进逻辑:从机构林立到机构优化,从制度供给不足到趋于完善,从散、孤、小到大数据治理。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绩效的探索性评估发现,食品安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未来还应从积极推进大监管,塑造合作型公共行政文化,放权与能力建设双管齐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有效运转。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会管理的最佳选择是实行合作治理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各自优势,使它们在自由选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合作。必须牢固树立合作治理的理念,调整社会治理的发展战略,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构建社会组织的有效评估机制。     

新格局新作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治理”的主体更具多元性和多样性。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让青年有新作为,如何让青年社会组织发挥最大效用,最大程度回应当前社会的需求是社会治理的新命题。意见凝合机制与社会对青年组织的角色期待是影响青年社会组织意向的两大因素;政府购买服务的双重影响与自发参与社会治理陷入困境是青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途径上的绊脚石;程序性规制的不合理是青年社会组织不活跃的症结所在。优化法治环境,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系,建立三方需求表达机制,革新程序规制是提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行之有效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