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缓制度之探讨

死缓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它是一种控制死刑实际执行的制度设计，但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效果并不明显。死缓虽名为死刑，实为24年有期自由刑。死缓的名不副实以及其“留有余地”便于选择适用等弊端，导致死缓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极易被异化为腐败的司法官员操弄的司法工具。权衡我国死缓制度之利弊，舍弃死缓代之以无期徒刑并运用死刑赦免制度，是理性而现实的选择。这既可以达到控制死刑的目的，又可以克服死缓制度的弊端。     

论死缓制度的法律适用

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是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是我国关于人权保护在刑法上的体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允许我国废除死刑。死缓制度的确立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死刑的适用率,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同。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在社会上既起到威慑作用,又有利于保护人权,是符合我国法制要求的制度。为了更好地适用死缓制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死缓的适用标准以及适用的法律后果,保证死缓制度的正确适用。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死缓制度的适用作出论证,希望可以为完善死缓制度,为其在现实中的适用起到提示作用。     

终身监禁制度若干问题探究

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终生监禁制度具有反腐败和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作用。终身监禁制度是死缓的一种执行方式,刑罚严厉性是介于一般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中间刑罚。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终身监禁制度符合我国的刑罚体系,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符合我国严格控制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未来的立法修改方向上,针对短期内难以废止的死刑罪名,可以在保留死刑的框架内设立终身监禁制度,扩大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废除死缓的几个理由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刑罚制度．有着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我国最早提出死缓是在1951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死缓制度的广泛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修订后的刑法死缓期间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死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而弊端陈现。     

死缓定位之转变及实现——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到“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

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死缓制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被视作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创举。但着眼于进一步推进死刑限制适用,死缓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具体设置都还有改良的空间,应当将死缓定位为"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而非"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在此定位下,死缓将成为死刑执行的常态,而死刑立即执行则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地位调换"来促成死缓定位的转变。     

对死缓制度的理性思考——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分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的独创,其对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死缓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确、对死缓犯的处理不够科学、某种程度上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等问题,导致死缓制度在具体适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制度权威:评价标准与建构路径

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及权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主义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国家制度化理论视角、治理主义视角。国内学界较为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注重制度权威的秩序与稳定功能。衡量制度权威的双重维度包括制度正当性维度与制度有效性维度。建构制度权威的可能路径包括:塑造制度权威的社会认同、培育制度权威的社会资本、重塑制度权威的人力资源、注入制度权威的德性伦理。     

劳动者忠诚义务辨析

部门法律制度的建设应当规范化,但规范化并非是概念、公理的空洞演绎,而是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探寻方法。劳动者忠诚义务理论源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法理论,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是劳资双方宏观力量对比均衡基础上微观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尚未在宏观层面上形成刚性的劳动者自我保护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尚不具备完全引入该理论的社会条件,否则,无异于使劳动者遭受双重压力,劳动者的主体性将遭受侵蚀。劳动者忠诚义务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是劳动法领域中"破窗效应"造成的,对该问题的解决首先应"修补破窗"。     

理解危机与变革的三种视角及其超越

危机与变革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西方学界主要从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和过程主义三种视角来进行分析。在解释制度变革方面,理性选择学派和权力学派占据主要位置。结构主义视角对解释宏观发展效果很好。过程主义分析结合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因素。这三者视角尽管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具有很强的局限性。战略行为场域理论试图把制度、结构和过程结合起来,从而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这些研究视角对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很有帮助,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和批评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有理论自信,相信我们也能发展出更好的研究视角,来分析中国和解释中国。     

论农村政治秩序的战略重构

和谐的农村政治秩序是农村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农村政治秩序的发展受农民自身、农民组织及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体制设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微观与宏观的双重视角,探讨和谐农村政治秩序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     

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罚轻缓化的浪潮中,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是刑罚改革的必然要求。刑罚体系的反思,必须正确认识刑罚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非监禁刑适用较少、刑罚结构不合理、各刑种衔接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重构应当从限制死刑、提高生刑、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和完善资格刑等方面入手。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完善,将促进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的进步。     

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当代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刑罚轻缓化.一国的刑事政策会对刑罚轻缓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代西方国家所确立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我国所确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基础.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我国缓刑制度的几个问题

缓刑宣告不属于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过于原则 ,应予以具体化。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有漏罪的 ,不应一概撤销缓刑 ,而应当区别对待。战时缓刑并非独立的缓刑制度 ,而是缓刑适用的一种特殊状态。     

转型期我国死刑价值取向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而此时刑法修正案（八）却将我国原有的68项死刑罪名减至55个,取消了包括走私文物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共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使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对于死刑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基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当今的社会现实,死刑作为一种极端的刑罚手段存在也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在限制死刑这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构建.     

浅论普及注射死刑的法律意义

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的前提下,中国的死刑制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然而保留或废除死刑都面临重重压力。抛开死刑的存废之争,对现有死刑执行方式进行改良,显然是更务实的做法。普及注射死刑,对于推动法律文化的进步,使法律文化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关于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探讨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虽已初步形成思路,但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尤其是在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方面仍尚无定论,以致其在司法界的大胆尝试和学界的谨慎保留中处于尴尬境地.现阶段,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纵然有其合理之处,然其终究难以避免与公权力的权威、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本义,其实为国家救济制度建立之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救济措施.因此,刑事和解不应延伸适用到死刑等重罪案件领域,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以代替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救助作用.     

论死刑兴衰演进的动因——兼论我国死刑的保留与限制

死刑由兴到衰 ,经历了报复、威慑、等价、矫正、折衷时代 ,其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渐进性发展。适应当代国际社会死刑轻缓化的趋势 ,在中国建立科学的轻缓的死刑制度 ,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刑事法律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