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浅谈中西法律传统下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境遇。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国人程序观念淡薄,程序正义无法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西方是程序正义观念的发源地,具有该观念得以生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我们应根据国情,汲取西方程序正义的优质思想资源,走程序正义中国化之路。     

论程序正义理念——简析罗尔斯《正义论》与中国法治建设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构建了程序正义的理论体系,罗尔斯的程序正义体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启示。程序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完善程序正义制度,执法上依法行政,司法上落实程序正义,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浅论司法潜规则——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为视角

法治是指对公共权力的法律控制，也是指以法律规则对社会的规范化治理。潜规则的盛行，是法治的异化，也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块绊脚石。导致司法潜规则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正义价值出发，简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与司法潜规则的相互影响，以及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冲突与平衡，我们该如何对待司法潜规则。     

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法治的本质是程序之治,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至今,我国在程序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也就没有自然地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程序正义现代进路

程序正义是法治社会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刑事诉讼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过程道德性和法律公平性,它与自然权利理论有着天然契合。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现代主义危机开始出现,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和社会法学、实证主义和反程序主义的"批派"兴起,后现代主义呼之若出,法律从维护个人权利走向创造社会整体利益,程序正义必然遭遇新的挑战。     

自然正义与正当程序之比较——兼论正当程序对我国宪政的启示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美国法上的基本原则,两者均起源于英国普通法,且都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理念,但两者亦存在许多差别,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法治有所启示。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法律正义的三重维度

法律正义,是一个尚未被世人所确定的概念,其与法律的正义相区别,与正义、法律、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法治融入正义的灵魂,以法律正义为支撑,法治社会才能真正的建立,只有建立强健的彰显正义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正义才能促使法治社会强劲而豪迈的走向未来,而正义与法律正义只有交附上法治的生命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

中国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彻底扭转程序工具主义的理念,建立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治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的理想。     

论程序正义

长期以来,我国占主导的法学理论对于法律程序的价值的问题基本上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观点,即将法律程序仅仅视为实施实体法的工具。本文分别从程序正义观念的起源、程序正义的价值以及程序正义的现实与社会实现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人本理念下的程序正义均衡模式考量

法律上的人本理念,就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的确认和保障。它通过对人的深切关怀,唤起了人们的法律信仰和价值取向。而程序正义之冲突又频频引发出现实困境,本文从分析一则涉及程序正义冲突的案例入手,旨在程序正义冲突中注入人本法治理念,倡导"尊重人、关心人、为了人、服务人"的人本思想,通过启动现代性法治均衡模式来搭建一个良性对话平台,以消除程序正义冲突进程中的人本缺失,进而最终实现法定程序与人本正义的和谐共处。     

程序正义如何才能实现--佘祥林案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佘祥林案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司法活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即程序的非正义性.要实现程序正义,有赖于司法主体摒弃"有罪推定"的传统思维定势,坚持"无罪推定"的司性理性;有赖于司法者坚持司法自治原则,排除外力干扰,依法独立办案;同时也有赖于司法者坚持法律至上性,依法保障诉权的实现.这三个问题也是限制当前中国司法秩序建设的关键性因素.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只能靠法治,有法律规制的程序正义才是司法秩序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得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的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注重建立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之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就是以充分体现正义的良法美制所实行的治理。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是南法治的本质和我同经济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决定的。第一，“法是公正的艺术”，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就在于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法治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内涵．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第二。在正义问题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奉行“正义即效用”的正义观，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     

程序正义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程序正义"作为一种以司法的公正平等和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维护与尊重为基本价值的理性的法律理念,从法律的维度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因素。程序正义理念的缺失必然会阻碍法治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培育程序正义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序正义之维度——基于中国刑事司法语境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该国的“也许正在发生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失效、犯罪率高和社会公众安全感下降的严峻现实。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程序正义的维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程序的内在价值是程序正义的应然维度；秩序的安定性是程序正义的现实维度；尊重人的尊严是程序正义的实质维度；诉讼效率是程序正义的效益维度。     

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与正义

通过法律调整追求和实现正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由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文化的传统,法的理想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法律制度之间也存在冲突与矛盾.本文研究了这种冲突产生原因与解决方法.     

浅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对正义之分以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法学界历来所探究的热点问题。程序定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必然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不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先,法律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达致整个社会的正义,那么为了达到社会正义有时应牺牲个体正义。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