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知论的德性化、超越化路径考察

儒家知论是一种广义认识论，德性化是儒家知论的目的，超越化则是其知论德性化得以实现的依据。儒家将知、德两种意识现象统一于人的精神生命和宇宙的精神生命整体，或侧重认知能力走心即性即天的内向超越路径，或侧重认知对象走格物致知的外向超越路径，形成一种从终极存在意义上把生命、道德、认知统一起来的本体认识论。儒家通过超越化实现了知论德性化，但它同时面临着如何解决超越之知与现实之知的关系问题，宋明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统摄闻见之知，现代新儒学提出智的直觉与良知坎陷的两种超越之知，对象化认识论的独立地位仍然没有得到肯定，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寻求知、德的对立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知论的现代转化。     

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诚信是先秦儒家伦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先秦儒家所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孔子把“信”列为与“仁、义、礼、智”并列的五常之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中庸》主张“诚为贵”。诚信是天地间的一种必然法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基本的交际之道。真实是新闻报道与新闻传媒的生命线,但是“客里空”作为新闻界的一种不实作风一直阴魂不散,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给新闻从业人员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无论何时都要坚持新闻真实性不动摇。     

先秦儒家的“共同体”思想

儒家致力于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实现一种“大同”社会，其思想已经蕴含着着我们当下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先秦儒家以“仁”为源头，探寻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内在根基；以“礼”为扩展，为人与人相处提供规范依据；以“大同”为目标，建立一种“群居和一”的社会秩序。先秦儒家思想中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共同体”思想，将人类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深入发掘先秦儒家思想，能够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儒家法文化的和谐精神

“中”或“礼”不仅是先秦儒家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也是刑事政策的指导原则。先秦儒家在司法方面也体现了“中”的价值取向，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司法公正是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保障。儒家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治国方略追求的最高目标即社会和谐。儒家的治国之道追求的是社会和谐，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效防治犯罪。在犯罪的防治对策上，儒家并不主张单纯诉诸法律手段，而是强调运用经济、政治、道德等多种手段来防治犯罪。     

先秦儒家孝道研究

孝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这一根本是由先秦儒家奠定和确立的。本书以“先秦儒家孝道研究”为题,就是想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先秦时期的社会变迁与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发展,认识其本来面目,对其性质进行恰如其分的评析。本书着重探讨了孝道的源起及其宗教伦理化、     

“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略论儒家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先秦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由孔子、孟子所创的先秦儒家思想从哲学思想发展为治世之道,最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道德教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儒家注重将道德教化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面向全党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先秦儒家注重"以艺施教",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注重继承与创新,依托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先秦儒家注重发挥"礼制"的教化作用,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努力创建一种制度文化;先秦儒家在推行道德教化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始终着眼于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     

小议“慎独”思想的现代意蕴

“慎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儒家重要的个体修身思想之一，“慎独”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人修身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境界。文中探讨了“慎独”思想的现代意蕴，“慎独”是一种自律，是一种主体性的高扬，是一种人之自我超越。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浅析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主张以“义”为重,同时兼顾“利”。其根本特点是“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义以生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苟子》中“情”字的哲学意涵

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情”字的各种义项，另一方面又将“情”视为“好恶喜怒哀乐”的抽象概括，更是把“情”视为“性之质”，“欲”之源，是“恶”性的集中表现。荀子以“欲”释情，实际上并非片面的否定情，他已经看到了“情之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荀子性情思想的最大创新在于，把“情”与“伪”、“知”、“能”等知性方面的范畴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对心言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性情交接出纳的运动之中，来把握“情”的提升、改造。另一方面，荀子以以“礼”则情而近于“法”，这是脱离先秦儒家传统思想的轨范的，他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孟人学思想的传统，这为秦始皇在中国的暴政统治，乃至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奏响了理论的先声。     

儒家的“忠恕之道”及其道德价值的实现路径

"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儒家道德价值实现方式的基本内容,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忠恕之道"的前提是"情",这是从人之本性"善"为出发点的。基于"忠恕之道"的实现途径"诚"—"诚者物之终始"、"诚者天之道也",最后揭示出"忠恕之道"的实现"仁"。这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精神,更是舍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加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理性精神。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历史成因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成因：当时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原有等级制的破坏与社会转型，原有礼仪的失范与思想纷争，人自身的奴役性状态，诸侯国的分裂与长期争战。在先秦儒家那里，“和”成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总法则。     

先秦儒家道德情感消解当代科技负面作用的可能性

在先秦儒家哲学中，道德情感居于中心地位，认识论、知识学是同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情感能使我们关注自、然、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更使我们关注、热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消解科技对人类的异化，从而真正找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王道"是春秋战国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从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形成与发展来看,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后来经过宋儒和近代儒家改造的“禁欲主义”的义利观是不同的。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才能真正把握先秦义利观的本意,才能结合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的实际评述其现代意义。一、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义利观为代表,准确的理解三人的义利观是正确认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根本。1、孔子的义利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义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明确提出“君子愈于义,小人愈于利”。把义利先取后取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他认为“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这就直接在人性上对君…     

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

“体知”（embodiment cognition）,即“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借助思维的“识知”或“思知”,其乃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一种深入的考查将会发现,中国古代的体知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在于这种身体之知以一种“思在合一”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一种不无独特的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之中。正是这种现象学式的、本体论化的身体,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的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两性交感以及以生为道的身体,而且同时也使其身体之知具有直觉性之知、关系性之知以及践履性之知这三个极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因此,由于以本体身体及其生命逻辑为深刻依据并作为其忠实体现,这使中国古代的体知并非流于一种非理性、神秘化的“原始思维”,而是不失为理论上不无自洽、不无成熟的人类又一自成一体的知识论体系。正如该体知思想曾根深蒂固地支持着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明的过去那样,我们相信,在人类业已对唯科学主义深入反思的后现代的今天,它也将以其鲜明的根身性、具身化的特点,并作为对唯识主义的“以身为殉”价值取向的纠偏和批判,与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知识论思想合流,而为人类新的文明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理论贡献。     

《学记》中的“学本论”思想

《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其文虽只有一千两百二十九字，但却被奉为中国儒家学术思想中的经典之作，是先秦学习思想的集大成。众多学者们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研究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各有其侧重及当代价值。撇开其他研究角度，仅就教育学领域对《学记》的研究而言，存在着过于强调“教”而忽视“学”之不完善性。通过对《学记》通篇的仔细研读可以看出，“以学为本”的“学本论”思想是全文的主线。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先秦儒家道德修养学说浅论

儒家学说给中国社会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圣说”，统治中国达二、三千年之久，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儒家思想文化已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在儒家学说中，道德的作用被宣染到至极。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也说：“以德行仁者王。”孔、孟开儒家之先河，首先将道德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视之为行政立国之本。故此，先秦儒家诸代表人物就怎样发挥道德的这种作用都进行了丰富的阐述，提出了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今天，…     

“天人合一”思想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有积极因素,但也有消极成分。积极因素是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诗意境界,消极成分是人对天的依赖,也就是相信“天命”主宰一切,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一消极因素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弊病的总根源。下面,笔者着重分析一下“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存在的主要弊端。抑制了探究自然的科学思想,使中国人长期受制于自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注重向外探究世界,而是注重向内探究人文道德关系,把主客看成浑然一体,以讲人生哲学、研究人伦道德为主,而不注重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