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矿业安全供给主体的私人性趋向——基于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在市场经济下仍沿用由公共部门主导安全供给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保证矿业安全。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公共安全在市场失灵时只能由政府提供,这就阻碍了企业安全供给不能在市场经济下进行战略转移。按照现代产权理论,产权专有的矿山企业安全是私人供给的基础,连带供给是私人供给的动力。矿山企业安全不完全契约订立、调整和执行,唯有当事人意思表示才是契约自由的体现。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引起私人供给的部分市场失灵。集体行动的工会能弥补不足,而政府则主要是矿业安全的制度提供者。     

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王琳琳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PPP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PPP是公私部门针对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合作,以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实现私人部门利润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从契约角度来看,PPP是公私双方基于契约实现的,但是由于PPP过程持续时间长、所处环境复杂多变等原因,该契约具有天然的不完全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契约不完全会导致敲竹杠行为,进而可能会造成投资效率的损失.为此,笔者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出发,把PPP整个过程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子过程,将导致PPP契约不完全的影响因素逐一找出,并试图进一步分析各个因素对PPP最终效率的影响,以期能为我国在运用PPP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运营时提供理论参考,也希望能为后来的学者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研究如何提高PPP效率做好理论准备.     

关系社会与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中人功能

清代社会是个发达的“契约”社会，社会中几乎一切重要交易都通过立契进行，而中人作为重要参与人的土地绝卖契约又是“契约”社会的重中之重。清代社会又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是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存在”。中人在土地绝卖契约中发挥的说合、见证、保证和调处功能源于关系社会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断裂与协调。依靠关系社会特有的调控机制，中人在土地绝卖关系中实现了角色保全，保证了交易安全，维系了传统民间法秩序的稳定。     

不完全契约与中国信用制度建设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信用经济。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所有的市场交易,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是通过契约关系来表现的。由于不完全契约的现实存在,信用及信用制度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要求,信用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完全契约与信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中的契约概念不同于法学中的契约概念,前者的内涵要比后者的内涵宽泛得多。经济学将所有的市场交易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并将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契约理论的企业控制权研究述评

企业控制权是企业理论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理解企业性质的关键。文章围绕契约理论中企业控制权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首先综述完全契约理论中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控制权的观点,指出完全契约理论对企业控制权内涵规定过于狭窄;其次,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中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控制权存在范围的研究进行分析;再次,阐述不完全契约观下的企业控制权研究,重点分析了GHM理论对剩余控制权的认识,并对与GHM理论相关的企业控制权研究进行介绍;最后,对基于契约观的企业控制权研究进行评述,分析了目前研究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给出造成困境原因,并指出未来研究的可能努力的方向。     

政府信用: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理论探索

政府信用的理论基点是社会契约说,政府信用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政府在持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应承担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在政府机体内部,存在着可利用的资源,它们对构建政府信用的进程造成了威胁,使得政府本身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股销蚀政府信用的力量。构建政府信用的途径主要是建立科学的管理系统、专家咨询系统以及提高公务员的素质。     

还有什么不需要证明

梅因在论述社会变迁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从身份到契约。关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在“身份”社会里．一个人必须依身份行事．绝对服从国家、宗族为其制定的规则而不得僭越。比如中国古代的妇女．基于其从属身份必须恪守三从四德之道。而在“契约”社会里。只要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个人有权平等、自由地参与制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各种契约．并依契约行事。     

我国数据要素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数据要素交易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以及调整交易行为的制度规范，包括定价机制、履约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等。数据要素交易主体通常包括数据提供方、数据需求方和数据交易平台。作为交易客体的数据要素应具备价值性、集合性、稀缺性特征，政府数据、有害数据和涉及他人权利的数据原则上不应进行交易。数据要素交易的定价机制主要包括交易当事人协商定价、第三方机构评估定价、行业自律机构指导定价和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定价。在数据要素交易的履约过程中，数据提供方应当按照约定交付数据要素商品或提供数据要素服务，而数据需求方则应当依约支付价款。数据提供方在违反质量瑕疵担保义务、违反禁止“一数多卖”约定、违反持续稳定交付数据义务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当所交易的数据要素商品或服务侵害第三人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数据提供者需要证明其在生产和交易数据要素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营商环境视域下自我交易条款之法律适用研究--以区分组织法逻辑与契约法逻辑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常对合同自我交易条款的规范性质产生认识分歧,其根源在于混淆了组织规则与契约规则的属性。在组织法逻辑视角下,对合同自我交易条款规范的目的在于规制利益冲突的交易行为进而追究违信责任,而非否定合同效力;在契约法逻辑视角下,对自我交易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运用代理制度中的自我代理行为和代理权滥用规则认定为合同效力待定。结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报告,对我国公司法上忠实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应当采取交易公平性原则,同时赋予程序性法律要件即举证责任移转。组织规则与契约规则区分的目的在于划清法律规则的调整场域,防止越俎代庖,为司法实践中审理合同自我交易条款纠纷案件提供参考。     

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投资项目契约性质分析

为了弥补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的机制缺陷,必须厘清政府投资项目中的责任关系。本文运用契约理论、代理理论与组织理论等分析工具,阐述了政府投资项目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源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公共受托责任,认为政府投资项目中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契约来维系,政府投资项目是在公共需求带动下形成的一系列契约的缔结体。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注定政府投资项目是一组不完备契约的集合。     

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契约经济学分析

从契约的角度对财政预算进行分析，认为财政预算本质是一种政治契约，分析财政预算契约不完全的原因，阐述财政预算契约的不完全性如何导致我国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的低效使用，指出为提高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益而重新设计财政预算契约机制的路径。     

公民问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依照社会契约理论,政府在享有权力的同时,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政府在履行其责任的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人民主权理论则为公民问责提供了依据。公民问责可以加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沟通,促进其对政治权力进行广泛的监督,有效维护公民的利益。     

市场经济的秩序维度及政策选择：关于营商环境和秩序的理论思考

秩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人类社会传统上都是生活秩序的社会,包括和平生活秩序、以传统为基础的共同体秩序,生活中形成的存在差序结构的社会秩序等。市场秩序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发明,是现代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市场秩序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交易和契约。外部性、集体行动理论、公益物品理论和分配正义理论为政府提供了解决公共问题的政策思路,但实践上成功解决公共问题的都是秩序范畴的政策。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最优的政策选择是完善市场秩序,从秩序维度解决公共问题,从而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政策,需要有一个秩序维度的理论思考。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论域下的公司治理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失效后的重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选择金融契约理论视角来对其展开研究。我们发现当上市公司进行破产重整时,原先的委托-代理模式就拓展为信托模式,激励约束契约的设计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因此公司治理机制重构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信托模型的博弈均衡解。并且,我们还发现《破产法(2006)》对破产重整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施加的约束过强不利于重整效率,赋予债权人委员会适当的批准权能起到帕累托改善的效果。此外,信息披露效率和政府介入都能够对治理机制重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股权结构调整则能为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产生正的效应。     

民本思想的“契约”蕴涵

就精神蕴涵而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当中的＂民本思想＂里确实有着某种程度的＂契约＂意义。首先,民本思想隐含着＂民众是天下主人＂、＂君主权力来自民众的授予＂的意义。其次,民本思想隐含着君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否信守＂民本＂是中国古代评价一切王朝及其君主的最高法则。再次,民本思想隐含着相关的惩罚机制：君主如果不履行君民之间的＂契约＂,就会因失信天下而被民众抛弃。因为畏惧民众的实际力量能够将其＂易位＂,君主亦不得不收敛锋芒、慎用手中的权力。     

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与衰落

契约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之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在于个人自由意志受到尊重,其衰落则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平等地位的丧失。国家为了克服因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契约实质上的不平等,通过立法或判决的手段,来确立契约义务的内容,或者填补契约义务的缺陷。     

企业本质：协作生产性与契约交易性的合作机制

本文在对现有关于企业本质问题的文献进行考察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趋于古典的企业本质论点。即将企业视为一种基于要素使用权交易的生产性合作组织,其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和分享合作盈余的有效机制。这种机制首先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性组织,通过这种组织,旨在追求企业合作盈余的最大化;其次,这种机制是一种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联结,其目的在于追求企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协作生产性与契约交易性共同构成企业的本质。     

坚持在契约自由原则下维护契约正义——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格式条款法律适用问题的调研报告

以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为代表的西方法学界哀叹“契约死亡”!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亲身经历的3个典型案例反映出“个案困境”,以30起1363件商品房买卖系列纠纷案件分析出“整体困局”,由现行法律的基本原则、准入规则和无效规则剥离出“立法困惑”,一个个立法、司法现实。使读者深感我国现行格式条款法律制度的“问题困扰”,契约死亡并非恫吓!如何让沧桑百年①、造尽辉煌,而今却濒临死亡的契约理论再生？包括日本学者内田贵的《契约的再生》在内,迄今尚无满意答案。笔者认为,探明法理根据是规制格式条款的前提,也是契约再生的基础。于是提出格式条款非平等性、非协商性、非特定性的“三非”特征．“格式条款规制说”的性质,契约自由与交易秩序和谐、公平交易与效率经济统一、基本生存与持续发展兼顾的价值取向。契约再生必须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共同给力,体现在格式条款的三条规制路径：立法界定立法定义、确立规制原则、明确条款准入规则、理顺无效原则体系;行政健全审查备案制度和违法禁用制度;司法建立绝对相对无效、免责加责和主要权利判断、提示义务范围和条款解释等规则。     

唐代契约的动态考察——以《赵江阴政事》和《李娃传》为中心

《赵江阴政事》中东邻与西邻订立的“契书”、《李娃传》中东凶肆与西凶肆邀立的“符契”,再现了唐代特定契约的完整过程。订立契约的前提是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当事双方就契约的细节进行谈判是订立契约的第一步,把谈判结果文字化并核实无误、当事双方及保人或见人签押,契约便正式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契约能够顺利履行,官府一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现违法、违约行为,官府要依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则以调解为主。契约在唐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唐代商人具有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