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干部下乡”与美丽乡村建设——郁南县“千干建千村”实践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郁南县通过推行"干部下乡",在政府主导、干部引导下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实效。郁南县的"干部下乡"探索既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也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机制。     

当前加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策略

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卖土"等违法违规现象,不仅致使农田和生态环境被破坏、农民利益受损,也侵蚀着农村发展的根基。这些现象折射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地方基层治理的失序和村级组织现代治理能力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是农村事务外部主管部门的缺位与监督不足、内部主体组织的式微与治理能力缺乏、农村法治建设的滞后以及相关利益主体间责权利关系的模糊和失衡等,客观上难以抑制相关违法行为。未来,应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升村级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政府主管监管部门的治理能力,确保农村资源的合理合法利用和各方利益平衡。     

村级债务的“堵”与“疏”

村级负债是基层治理中的重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级债务经历了"形成—锁定—反弹"三个阶段。农村旧债锁定而新债发生的现实情况表明,取消农业税费只能消除传统的农村负债问题,加大向农村的资源输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债务问题。治理"村级新债"应当超越税费改革和农民减负思维,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构建防范村级债务的长效机制。     

旅游资本影响下的基层治理:冲突与应对——基于K市S镇的调研

在国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旅游资本下乡并成为影响所在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变量。在调研地区，旅游业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农民和旅游景区之间围绕土地补偿、生计维系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的形成。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基层治理体系不仅以景区为中心重新配置了公共权力，还通过建立景区管理组织和村级组织的干部交流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方式应对当地村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基层治理体系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旅游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该治理体系的风险也可能相应增加。从长远来看，景区所在地的基层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充分地保障村民有序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性，确保地方长远利益和农民当前利益的平衡。     

资本下乡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模式

在农村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农村兴起了新一轮资本下乡热潮,工商资本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基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原则,资本下乡不仅要实现自身的获利目标,也应当产生带动农民发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社会效益。当前存在两种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现象,分别是政府主导和政府缺位,均不利于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民保持主体性,影响着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正确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提高治理资本下乡的能力是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的关键,可通过建立严格准入机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激活村社组织机制,将工商资本嵌入到农民主导的产业体系中,从而兼顾乡村振兴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体现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逻辑。     

农村治理需要向村落延伸

现行农村治理体系的末端主要定格在"村"这一层级。从农村治理的多年实践来看,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村级组织建设好了,就起到"定乾坤"的作用。但从农民政治需要、基层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向村落延伸,在农村构建"村—村落"两级组织构架,使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真正落地。一、村落特有禀赋和文化资源使村落成为农村治理单元的最佳选择     

农村村级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正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单元,事关农村经济发展、群众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历来是各级干部和群众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农村村级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全市村级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一、农村村级治理存在三大困境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农村群众的价值取向逐步多元化,农     

乡村生活的规则化治理：转型趋势与现实困境——基于X区乡村积分制治理方式的研究

当前在乡村治理领域，积分制治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验探索。X区的经验表明，乡村积分制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关键在于乡村正面临着治理的生活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型事务进入正式基层治理范畴，倒逼村级组织开始尝试运用积分制这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约束，以再造乡村有规则的生活秩序。但在实践中，这种规则化治理也遭遇了诸多深层次困境，主要体现为：农民的日常行为难以清晰界定、农村公域与私域的边界难以认定、村民自治与国家治理存在边界冲突,以及乡村内部去公共性的治理悖论等。这些困境折射了积分制作为一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其与乡村生活性质间的深层互斥，也提醒基层要把握积分制的治理限度。着眼于未来，优化乡村积分制治理要以重建乡村活力为前提，不断调适积分细则的内容，同时夯实积分制治理的村民自治基础与治理资源基础。     

给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权——防范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危机

重建具有活力的基层组织,搭建国家资源与农民诉求有效对接的平台,是当前基层治理中的重大任务,也是一个难题。要从加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着手,一方面将基层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这个"笼子"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由空间,让权力行使有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     

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G镇调查

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现行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安排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可以分为成文制度和实际制度安排两种。成文制度安排也可以称作正式制度安排或规范制度安排，它是以国家的法律法规条文或有关政策为主导依据的制度安排，村级组织成文制度构成了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研究探讨现行村级组织成文制度对于把握当前村级组织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一、村级组织的制度结构村级组织是以公共权力为基础和依据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最基层的农村组织实体。根据对村级组织及其制度的定义，可以将村级组织制度分解为三个方面：其一为有关村级组织设置的制度，如设置村委会、设置合作经济组…     

农村社区权力关系建构: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善治理论是21世纪的重要前沿理论。梳理善治基本内涵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在迈向善治过程中存在困境:宏观层面表现为国家体制主导的错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的权力边界问题亟待厘清;微观表现为农民主体性缺位,导源于后税费时代基层组织的角色转化对农民"原子化"过程的加剧,弱化了农民及其社会组织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地位。农村社区权力建构必须凸显国家有限导向职能,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权责的有效分化和整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机遇与问题

以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科技发展以及城乡结构调整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高速转型期。社会转型为乡村治理、农村早日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是国家强势介入农村生活的表征,在农村的国家权力趋于密集化,这使村民自治身处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与政府之间,以及作为个体在村级场域内均没有获得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此外,过于非理性的现代化主义思想仍然存在,这不但是农村问题研究中的弊病,而且影响着农村建设的实践。     

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降低的原因及其提升对策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村级党组织权威降低影响了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结合当前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经济权威;合理配置权力资源,巩固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农村党支部执政能力建设,提升村级党支部的组织权威。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司法改革的困境及破解之道——基于司法下乡的视角

司法下乡主要指的是国家的法律元素和资源能够有效地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法律运作实践中,受乡村社会人文空间、当前国家行政与司法逻辑交叉、基层司法机构法律资源不足等条件限制,司法独立与司法改革在乡村社会中出现一系列困境。文章主要提出通过司法权力运作空间一体化、改革司法机构运行制度、司法资源下乡等路径来推动当前的司法改革进程,以促进乡村社会中的法律运行更加科学有效。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