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人民检察院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

实践中，“先刑后民”司法处理原则适用的泛化曾给民刑交叉案件的正确处理带来偏差。本文从立法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可以充分利用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作为程序参与方（公诉机关）的便宜入手，论述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从民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入手，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加强监督。     

赋予检察机关有限民事公诉权的理性分析

本文作者认为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是各国立法通例 ,并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相吻合 ,有利于保障审判独立和实现司法公正。但国家干预是有限度的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应仅限于攸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几类案件。     

自诉与公诉案件合并和分立审理的判断标准

对具有牵连关系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立审理,应确立一个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包含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同一,主体是否单一,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处理时间、空间是否一致等内容。     

论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牵连

在诉讼实务中,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会发生牵连,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自诉制度与公诉制度都不能解决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发生牵连时的法律适用。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发生牵连具有必然性,不同的审理模式对案件的最后处理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对具有牵连关系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立审理,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依据一个判断标准进行判断。     

公诉权制约之比较法考察

适当起诉事关国家惩罚犯罪的能力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规范公诉权的适当行使,各国都从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上对提起公诉加以控制,并对不起诉裁量权从程序上加以制约。公诉机关既要对拟提起公诉的案件着重从证据标准上进行审查,还要将起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宜放低,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还应完善。     

刑事案件职能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职能管辖冲突 ,表现为对同一刑事案件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分别享有一定的管辖权 ,究竟由哪一个机关管辖 ,难以确定。受刑事追诉者犯有数罪 ,有的罪属于自诉案件的罪行 ,有的罪属于公诉案件的罪行。对两部分罪行一般应该适用公诉罪行和自诉罪行管辖权限的法律规定 ,分别由有管辖权的机关立案调查 ,并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进行审理 ,数罪并罚 ,一并宣判。犯罪嫌疑人犯有数罪 ,各罪分别属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管辖 ,其冲突的解决可以按照以下两种原则来处理 :(1)次罪随主罪管辖的原则。 (2 )优先管辖原则。     

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

首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来讨论刑事和解这个问题?当前在刑事和解的试点中,各地检察院都是很谨慎的,一般仅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适用刑事和解.我们可以把刑事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诉案件,一类是公诉案件,这个分类是比较周延的.如果刑事和解仅仅局限于自诉案件的话,那么探讨刑事和解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自诉案件本来就是可以调解的,和解制度本身的内容可以在这个框架内来建设.而如果将案件的范围扩大到公诉案件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基于此,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宗旨、出发点就要做相应的调整: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为今后的制度完善创造条件、打下基础的,我们很难说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法律基础.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地位的非当事人性

人权理念泛滥的当代法学环境下，我国刑事诉讼中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列为诉讼当事人得到了诸多学者赞誉。反对之声也多是从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不充分性入手，力图将我国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打造成与被告人完全对等地位的第二公诉人。本文将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进行双重分析，论证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身份的非当事人性以及如何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实效而非形式主义的救济。     

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一、刑事和解与行使公诉权的关系 近年来,公检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那么,公诉案件能否和解,它与我们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刑法理论有没有冲突?我认为,公诉案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搞一些和解,应该说同公诉权的行使是没有矛盾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刑事和解同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论忠诚是检察官的立身之本

检察机关行使宪法授予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特殊性需要检察官的忠诚品格。检察官是忠诚的代表,忠诚是检察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检察官对法律的信仰。     

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平衡

司法实践中,公益诉权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不仅仅是一种诉讼权利,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法治原则和宪政精神,是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公益诉讼领域的价值体现,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关怀,它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公益诉权时应正确处理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中充分实现公益诉权的功能。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制度的改革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两重性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其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其司法性质就体现在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法律监督权四项权能的运作特点上.要进行检察制度改革,有必要尽快建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可操作性制度;强化检察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领导下的独立检察官制度.     

侵占罪的管辖问题探讨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侵占罪没有管辖权,但可接受被害人的报案并可依法采取一定的紧急措施。检察院对侵占罪没有公诉权,它对被害人的代为告诉仍然没有脱离自诉程序的范围。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侵占案件不应当开庭审理,而应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建议增加“在特定情形下公安机关可以对侵占罪行使管辖权”的法律规定。     

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随着刑法理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对犯罪行为不一定采取诉诸法院适用刑罚的态度,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起诉裁量权。我国法律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不大,适用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应当从改革检察官考核机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立多种不起诉程序等多种途径加以完善。     

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角色

现代检察官制度构建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在分权制衡原则和法治理念的支配下,检察官分担了指控犯罪的职责,站定于守护法律的立场,负载着保障民权的使命。我国检察官是集指控官、护法官、保民官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法律监督官。     

检察官职务独立性之研习

检察官的职务独立性能够保证检察官处理司法事务的纯正性。以检察官的法律定位和检察组织体系内部的权力配置方式为视角,考察现代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官制度,保障检察官职务独立性的制度设计的重要意义就会显现。检察官职务独立性能够作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其进行研习能够为主诉检察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我国民事公诉制度探析

一个国家的公诉权 ,仅有公法领域的诉权 ,而没有私法领域的诉权 ,不仅在法理上是不健全的诉权 ,也不利于法制的完善。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 ,若检察院能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成为控诉机关 ,其专业的司法性质、控诉经验 ,都将使其成为民事公诉的最佳主体 ,从而以较小的制度成本起到明确的示范作用 ,提高司法效率。     

澳门预审制度的评价与启示

澳门法律对预审制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范,这种规范具有检审分权与制衡、设置人权保护机制、有助于提高诉讼质量的优势,但也导致预审法官的定位不明确、检察院对侦查的领导和指挥权受到制约、检察院的起诉权受到预审法官的分割以及诉讼效率降低的弊端。对澳门预审制度的分析与评价,有助于我国从借鉴的视角审视刑事审前程序中权力分置、对诉讼当事人权利救济等问题。     

论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

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但由于当前存在着检察权地方化、检察官管理行政化及检察官的法律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检察管理体制的弊端 ,造成了检察机关不能有效地独立行使检察权。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 ,从外部制度上理顺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从内部管理上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和业务素质 ,从法律保障上提高检察官的地位和待遇 ,从而建立和完善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