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回应裁量权：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行为逻辑

政府回应作为探索国家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有研究虽然表明基层政府会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高位推动下更加积极地回应民意,但鲜有研究解释为何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回应行为存在差异化。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等实证经验数据,尝试提出选择性回应裁量权概念用以阐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基层政府所呈现的“强弱有别”和“虚实结合”的回应行为逻辑。基层政府行使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即实质回应裁量权与形式回应裁量权,构成了非常规治理机制下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基本底色。此外,基层政府采取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往往会受到成本、历史遗留问题、可见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使得高压态势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民意行为不尽相同。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生成与治理

基层政府回应的被动性、随意性、模糊性等做法，明显暴露了行政决策的偏好问题。政务公开是政府回应的基本原则，当基层政府不愿公开信息、不想多回应时，多以“不便回应”为由进行搪塞，并表现出滥化的趋势。“不便回应”现象主要表现为案例细节压缩性公开、拒绝媒体跟踪采访、遇到问题兜圈子、处理结果成谜等做法。溯其缘由，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开展不够周到、互动渠道不够顺畅、群众评价不够重视有关。这一现象将一定程度地降低基层政府公信力，诱发网络谣言的传播，疏远干群之间的距离。强化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治理，需要从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官民互动、民意参照等方面做出跟进，以实现基层政府回应有效的目的。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探索中国县乡社会现代转型的新成果——读《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正>县域治理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郡县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范式，以一体化权力的直接统治塑造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政治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何诠释与建构以县乡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回应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构建社会新安全阀——基于江阴市12345公共服务热线的个案研究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作为数字化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民生服务热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手段。本文以江阴12345民生服务热线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民生服务热线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回应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回应性政府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要求相吻合。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基于需求—回应的中国社会稳定性分析北大核心

一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难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中国的经验显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基本事实和长期趋势为背景,以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推动的“社会治理”为研究视角,解析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何以可能。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改革对于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具有重要贡献:一方面化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提升政府回应性。中国的实践表明,一种基于需求-回应框架的社会稳定性分析模型是富有解释力的。     

探索法律服务热线回应群众涉法诉求

2013年5月13日．襄阳市“12348”法律援助服务热线与“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成功实现对接．搭建了惠及全市人民群众的便捷法律服务平台。目前．此项工作已成为在全省有影响的一个便民服务品牌，《湖北日报》专题报道了这一做法．省委副书记张昌尔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总结推广襄阳经验．运行情况表明．“12348”法律援助热线与“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对接．正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及其矫正

基层治理数字化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偏差、执行偏差、主体偏差和效果偏差等问题,自上而下的压力加码、技术认知缺乏合理性、考核机制异化、制度配套脱节,是导致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数字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度,要健全探索公共价值与效率提升的融合机制、消除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创设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同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政府回应中的多重悖论——应对网络舆情的政府行为分析

政府回应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网络舆情,政府回应表现出大量的悖论情形,其中主要包括政府回应的价值取向与官僚制的秉性之间存在冲突,回应技术选择和应用中存在矛盾性,回应制度化及其诉求存在着陷阱和难题,回应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悖论既揭示了政府回应的复杂性,又对理解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社会类型差异与基层治理重构——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耦合适配的分析视角

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既有研究多从国家治理转型和村庄社会基础视角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上下适配的分析视角，研究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目标由低向高、由少转多，且治理过程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和重要趋势。面对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治理基础，各地基层治理普遍出现结构重塑、主体再造和规则更新这一明显变化。在治理基础尚不稳定且逐渐简约化的当前阶段，基层治理体制需要保持一定的体制弹性和治理主体性。刚柔相济，理应成为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面对村庄社会类型差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