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版《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浅析

日本内阁在充分评估了周边安全形势后,于2013年12月17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和《国家防卫计划大纲》①三份文件.其中,作为“规定日本安全政策基本方针和防卫力量建设目标等中长期防卫政策”的纲领性文件,②《国家防卫计划大纲》自1976年首次制定以来,共历经五次修订.新《大纲》在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③的背景下出台,其强化外交、安保的战略意图不言自明.与上一版相比,新《大纲》无论在防卫构想、防卫理念,还是在防卫力量建设上都作了较大调整,并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战以来日本的七种国家安全模式

俄罗斯远东所日本研究中心专家布宁近期提供了一篇内部报告,题为《日本安全模式》,系统分析了日本自战败以来实施的安全政策。现摘介如下: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和平协定》及《关于非军事化日本的安全保障条约》(即“美日安保条约”),日美政治军事同盟成为日本安全的中轴,根据不同时期日本对日美政治军事同盟的依赖程度,其国家安全模式可分为7种类型: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

当前，日本进一步强化安保战略，主要举措包括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司令塔”功能，完善自卫队的体制建设，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加强海洋安保能力，提升岛屿作战能力，谋求“先发制人”打击力，谋求自卫队合宪，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扩展对外安全合作，推广“印太战略”等。日本安保战略的强化呈现否定二战后“非军事化”、追求威慑力、谋求“塑造力”等特点。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目的在于实现“军事大国化”以及夺取地区安保主导权，适应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变化以及应对朝核问题与“中国威胁”等。日本强化安保战略必将对东北亚安全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日本军事能力增强，其在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框架下谋求“先发制人”的能力，将改变美日安全关系中的“矛”与“盾”格局，日本将在东北亚地区扮演更多的安全角色，必将影响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其次，日本强化安保战略的举措刺激朝鲜的“安全神经”，不仅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会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紧张。再次，日本在反导系统上与美国捆绑，加深地区安全困境，不利于东北亚安全互信的构建。日本应与中国一道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多做积极贡献。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新动向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由来已久，但近年来，特别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明显加速。目前日本正逐步形成战略目的清晰、机构设置完善、经济控制能力增强、对外合作日益紧密的全方位经济安保战略。日本政府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亦有日本自身的战略考量。日本希望借经济安保战略实现经济、安全等多方面战略目标，但囿于多方面因素制约，其战略效果有待验证。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日美重建安保体制

4月16日—1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会谈并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在此宣言发表之前,日美双方就调整冲绳美军基地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两国物资和劳务交流协定。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日美两国对战后维持40多年之久的安保体制进行重新定义,勾勒出日美同盟关系的新框架,将对亚太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岸信介与安倍晋三时期的安保法案修订对比分析

日本战后的两位鹰派首相——岸信介与安倍晋三之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度.二人不仅因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特征上有很多相似性,如坚韧、强硬及灵活务实,而且在政治理念上也展现出更多相似性、传承性.正如安倍在他的《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所言:“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在任内,二人都坚定地促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对战后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因受内在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两部安保修订案内容及诉求又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两部修订案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不仅带有明显的岸信介和安倍个人色彩,而且反映了日本社会、日美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变迁.研究对比两部安保法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未来走向.     

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的强化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高度重视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近年来,随着日本对中国海权发展关切上升、美国安全保护伞可信度下降、海上通道安全对日本重要性上升、日本积极谋求大国地位等背景性因素的发展,日本从海权同盟塑造、海洋规则构建、能力建设、地缘布局、互联互通建设等方面入手,对其海上通道安保政策进一步强化。日本安保能力与防卫地域拓展亦随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对印太地区海洋安全形势、"一带一路"建设等将产生一定影响。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研究

为应对所谓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局面,消除对日本的威胁,确保国家和国民的安全,日本政府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政策。日本相继完善了实施该政策的基础,包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等。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实施,主要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尤其在消费税增加后,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缺失实施该政策的经济基础。同时,尽管在内阁决议中指出了修改日本安保法制以适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方向,但由于党派意见不一及国民反对,国会审议完成这些安保法制的修订工作之路并不平坦。所以,积极和平主义政策前景依然迷茫。     

俄罗斯军事学说的新变化

新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草案》于 1999年 9月 2 9日在俄罗斯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舰队领导人参加的国防部部务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并在 10月 9日的俄《红星报》上公布。 2 0 0 0年 2月 4日 ,俄罗斯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扩大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俄联邦军事学说草案》 ,并在近日经普京总统签署生效。俄罗斯新军事学说的出台 ,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为适应战略环境的新变化 ,从 1996年开始 ,俄罗斯便着手成立由 14个部委和军事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工作组 ,对其冷战后的国家军事学说进行重新审定和评估 ,并研究拟定新军事…     

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新日美安保体制评析

新日美安保体制是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在性质和作用上与北约有共同点，但东亚与欧洲不同，新日美安保体制与北约也有差异。美国要在东亚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建立美国威慑下的稳定，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日本的作用也将扩大，但仍将被限制在美国可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内。新日美安保体制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影响 21世纪初东亚安全的重要因素，为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增添了新变数，但日美以武力干预地区事务也将面临一系列困难。     

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近数年来,围绕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特别是普天间基地问题,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两国三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争执。冲绳的民众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再次掀起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战后以来冲绳人一直在抗争试图减少基地甚至是实现无基地化,60多年过去了,冲绳仍然生活在基地当中。那么,冲绳问题在战后之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看出,美日同盟的出现导致了冲绳问题的产生。《旧金山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同时《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确定了美日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对冲绳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也成为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结束了美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出现。     

非洲安全新挑战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非洲政治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政权更迭频繁,局部军事冲突肆虐,恐怖活动分散化,治安威胁突出。非洲安全形势的变化体现出近10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地缘政治斗争、社会思潮兴起的冲击,前景不容乐观。非洲安全形势的动态变化对中国外交构成新挑战,威胁中国在非投资和人员安全。中国应该与非洲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自身安保能力,推动中国安保产业走出去。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日本冷战后的综合安全概念

一、日本综合安全概念的演变 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战略都是围绕着增强军事力量来制定的,而日本的综合安全战略是以宪法第九条为基准,以经济安全为中心而制定的,形成“专守防卫”。日本制定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其客观原因。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贫乏,这使得日本不仅易于受到外来的军事攻击,而且经济命脉——能源、食品和市场也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日本在宪法第九条和美日安保条约的背景下,确立了多边合作的战略,以确保军事和经济安全。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嬗变

日本安保法制改革与日美同盟的构想、途径及效用,分别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伴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演变,日本自战后初期构建起安保法制基础以来,相继于冷战结束后初期、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两次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与此同时,日美同盟自确立以来也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为现阶段日美同盟嬗变过程中的构想,与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法制改革具有紧密一致的战略契合性;而加深军事一体化作为同盟嬗变的途径,则与日本安保法制改革存在着一种"相互倚托"的关系;两者将共同促使日美在介入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