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与“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构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

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丰富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关于确立中国海外能源“多元化”战略的几点思考

中国能源安全体系是世界能源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的能源保障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因此调整中国海外能源战略迫在眉睫;中国海外能源战略的调整必须以"多元化"为核心,主要包括维护能源战略通道的安全和长远规划海外能源供给基地的建设等。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

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角度分析文化安全问题,是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 方法。在文化安全主体方面,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体是多元的,非传统安全观特别关注的是个体的 文化安全与人类的文化安全;在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注重文化安全威胁 的外生因素,更注重文化安全威胁的内生因素;在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方面,非传统安全观不仅将 文化视为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而且更强调合作共存,强调文化的真善美,强调文化在沟通不同文 化群体及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安全边界方面,非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动态思维而非静态思维来 看待文化的安全边界问题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浅析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本文认为“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安全理念的调整 ,即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观逐步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观。目前“先发制人”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离实际操作层面的安全防务政策还有一定的距离。“先发制人”战略将更可能成为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选择 ,而不一定是国家安全战略本身。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亚洲安全观视域下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安全理念创新,可以成为解决东北亚安全难题、构建东北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理念.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亚洲安全观所倡导的新安全理念有助于帮助该地区国家超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认知,进而维护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构筑地区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中国也需要充分承担地区大国责任,在情感塑造、地区制度构建和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作出自身贡献.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的安全风险

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信息是探查有关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2017~2018年，中国驻外使馆发布了一千多条安全提醒信息，其中所包含的安全风险可分为九大类，相关提醒信息数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社会治安类风险，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违法违规及行为不当导致的安全风险以及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政局动荡类风险。全球电信诈骗犯罪猖獗、恐怖袭击风险不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等因素是影响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的客观因素；海外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行为不当和违法违规等不仅给当事人和涉事企业带来安全威胁，还直接影响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和中国公民整体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应加强海外安全风险预防宣传，明确相关海外安全提醒信息的法律效力，让罔顾者承担相应责任；建立更多类似于“不文明旅游行为黑名单”的警示惩戒机制；根据风险分布的地域特点强化针对性；对于那些根源在国内的安全风险，在预防和处置上，可“内外并举”，在国内展开专项打击行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中外执法合作。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 回眸与展望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如何获得足量、稳定与长期的能源供应已经成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难题,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国内国际安全新形势,适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能源安全在“新丝路”建设中至关重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应该从国家、企业与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规划设计相关战略策略,以保障“新丝路”的能源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的实现。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守正创新：作为经验集成和规范性目标的新安全格局

中共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部署国家安全工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高度定位国家安全事业,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整体规划。构建新安全格局既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上守正创新。守正方面,新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制度层叠的历史经验集成,在建制、渐进和突破期的国家安全格局变迁中逐渐形成内外统筹兼顾、多元功能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党管安全”的国家安全归口领导机制;同时,新安全格局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安全实践的现实经验集成,体现为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实践逻辑防范化解风险综合体。创新方面,新安全格局是在新发展阶段对既有国家安全体系和领导机制进行提质升级,从而到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时达成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的规范性目标。新安全格局对标新发展格局,在体系目标上打造“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在状态目标上达到对内的社会安全稳固坚韧、公共安全治理有效和对外的大国博弈主动有为、海外利益保护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