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重要论述”彰显人权理论发展的自觉性、主体性、时代性,饱含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理论提升、理论深化。“重要论述”总结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特征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人权发展道路理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揭示了中国人权事业的人民主体性,超越了传统人权主体学说,拓宽了人民主体性的理论维度;以“生存和发展”“人民幸福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构建了“基础性权利—目标性权利—最高价值追求”的“三阶层”人权体系结构;强调依法推进、协调推进、务实推进、平等推进人权,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权保障方式理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提出了推进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丰富了人权文明多样性。     

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人权理论研究根植于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导向，由实践到规范研究的蓬勃开展到革命话语下逐步遮蔽的奠基阶段；从思想破除遮蔽到以问题导向对话和沟通的探索式研究初创阶段；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到理论争鸣实现人权入宪的研究深入阶段；从主体反思和论域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的人权体系成熟阶段。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贯穿于主体塑造、价值追求、破除藩篱的理论探索，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实践面向，人权理论面向古今中外渊源生发机制反复追问，逐步成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三大支柱。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面向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话语表达，古今中外人权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     

论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无论是创新性实践还是理论性建树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因此而逐步确立,其蕴含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论品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全球人权治理思想。     

中国人权研究的主体性觉醒与省思:1978—2018

从1978到2018年，中国人权研究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人权属性之争”“人权主体之争”“人权首要内容之争”“主权与人权之争”，在“批判西方”中逐步走向“对话西方”；进而到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和话语的自主塑造。这是人权研究逐步摆脱阶级话语，克服中西话语对抗，艰难确立中国人权研究主体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也是人权研究“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语式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今后的人权研究仍要极力关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相互交织；“引介移植”与“自主塑造”的辩证；抽象演绎与具体人权研究互为犄角；人权话语与叙事研究的创新。     

论中国的人权:“实践-理论-话语”协同进化

作为人权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人权的推进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引领了人权理论的转型升级、人权话语的传承创新和人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人权理论在西方舆论的冲击下予以回应,经历了从接受吸纳到整理批判,再到塑造特质的过程。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实践—理论—话语”之间的良性互构。这三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规划人民生活作为最大人权、促动人权的普惠性、坚持人权的多边主义等核心要素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话语构建

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存在密切联系，民事司法应有效保护人权并在司法过程中实现人的尊严。人权保障的实践积累是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话语构建的基础。“可接近”“可参与”“受信赖”构成民事司法人权保障体系的逻辑起点，形成由“裁判请求权”“程序主体权”“平等对待权”“参与知情权”为核心的概念体系。经由当事人对裁判形成的主导作用与诉讼程序推进的共同作业机制，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通过实践、学理、制度传播实现我国民事司法人权保障话语的表达。     

中国人权法学“三个基本”重构

现有中国人权法学在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上均存有瑕疵。基本概念的缺陷在于拼凑、虚置和片面;基本问题的短板在于规范上的封闭与价值上的单一;基本理论的限度在于话语、制度和道路自信的缺失。中国人权法学“三个基本”的重构逻辑是重塑概念、导入问题、升华理论。基本概念可以通过价值基础、构造层次和话语表述进行完善。基本问题既需从规范层面融贯知识构成、整合实施机制,还需从价值层面深化人权法治的联系、突出中国道路的特征。基本理论在本体理论中完成两个超越,在经验理论中以特殊支撑普遍,在治理理论中正视并坚定立场。如果将基本概念视为“点”作为人权现象的突破口,那么基本问题就可以视为“线”,将这些散点串联所形成的层级关系,进而基本理论就可以视为“体”,将基本问题在空间维度上展开,更全面地观察思考人权现象。中国人权法学“三大基本”关系:在因果关系上,“三个基本”是从原因到结果的循环链条;在论证方法上,“三个基本”是从归纳到演绎的方法转换;在知识体系上,“三个基本”是从核心到系统的视角展开。     

论人权治理的三重逻辑及其展开

人权治理主要围绕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展开,并通过时间节点、速率曲线、阶梯平面和体系层级四个维度进行动态互构。在理论逻辑中,国家治理是制度运行,人权是价值内核,现代化是前景方向,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共同擘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巨制。在历史逻辑中,从生存到发展再至幸福的递进式要素权重,作为历史事件所包含基础性与命运性环节存在,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阶梯状人权发展进程中描绘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图景。在实践逻辑中,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人民群众的创造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三要素共同铸就了人权结构体系,并在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人权实践中实现人权治理的理想图景。     

国际人权机制的生成逻辑

国际人权机制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现实、理论与路径逻辑。二战期间人权话语构建、综合和平观的形成与冷战后人权全球化,共同构成国际人权机制的历史逻辑。人权普遍化运动是国际人权机制的现实驱动,促进道德和捍卫主权贯穿人权普遍化的始终。人权机制普遍化和尊重国家主权两种力量的博弈,形成了国际人权机制“强政治性与弱法律性并存”的二元模式。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不仅给国际法思想和实践带来巨大影响,也给国际人权机制的制度设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际人权机制的发展呈现功能主义的制度外溢扩散路径,但缺乏权威机构居中协调,由此形成双轨并行、自足发展与职能趋同等特征,并引发机制膨胀、无序与碎片化等问题。基于此,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应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坚持功能区分原则,有效平衡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分离、结合与融合三个历史阶段。在上世纪早期法治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都未建立有效关联。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为标志,法治与人权由分离向结合转变。此时,法治与人权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都互有所指,处于价值互涉的状态。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法治与人权趋于融合。由此开始,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处于无法隔离的状态。     

发展主义人权观的奠基与传承——纪念李龙教授

发展主义人权观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与人权的关系,强调发展对于人权的基础作用,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体系。自由主义人权观没有准确地理解发展与人权的内涵,未能发掘二者之间的底层逻辑,因此无法协调发展与人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人权的主体,发展与人权被囊括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以此为指导,发展主义人权观认为,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是人权的基础,人权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权目的,应将生存权、发展权视为首要人权,但这不能成为牺牲其他基本人权的理由。随着全球发展环境的变化,“以人权为基础的发展”无法论证发展的优先性和各国探索本国人权道路的合理性。应在发展主义人权观和全球发展倡议指导下,将发展视为人权的基础,构建“以发展为基础的人权”理论。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权的理论研究逐渐成熟,梳理、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已为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的基础性要素,包括人权的概念、属性、类别、实现机制和社会条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既承认人权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价值准则,是人之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每个主权国家的义务,需要通过国内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制予以落实,需要加强人权国际合作以促进其实现,也承认人权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人权实现方式的影响,反对人权国际合作中的霸权主义倾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点是"人民主体论",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主体和人民权利作为始点和归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进路选择,是以"发展促人权",即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人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逻辑架构,就是"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

只讲人权的阶级性 ,否认普遍性 ;只考虑“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 ;片面强调“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 ;或只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忽视政治人权居先的价值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阶级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抽象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 ,有可能为以“主权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的首要人权应是政治人权。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国际规范扩散

“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实质上是“重要论述”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国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规范”的发展进路。“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旨在打破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中西方角色固化，有助于增强中国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当前，全球人权治理困境凸显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与规范的能力赤字，人权异化昭示全球人权治理亟需正本清源，而“重要论述”展现了全球人权治理改革的中国智慧。在推进“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过程中，中国可借鉴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话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扩展以及儒家文化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凝练发展主义人权观以开展国际规范竞争，运用社会框定策略形成“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的社会共识，统筹利用国际和区域制度平台，重视“重要论述”中的人权理念从软法走向条约的谋篇布局。     

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

如何为信息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妥善的制度安排是数字人权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数字人权的人性基础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在智慧社会的拓展，而其法律渊源来自基础人权依据情境变化的拓展以及重要国际人权文件的背书。在内容上，数字人权由“网络接入权”和“数据自主权”两项衍生人权及其相关特定权利组成，并以防御、尊重、保护和促进机制维系个人、网络企业和国家三元结构的良性运作。在实践中，数字人权以“能力路径”为指导，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机会和提供有效的内在驱动提升个人数字素养，以在人权保障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本研究既深化了数字人权理论，也为其与实践对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怎样根治刑罚执行中的腐败

郭道晖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上撰文《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指出，过去中国理论界只讲人和人权的阶级性，而否定其普遍性，视人权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没有分清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人权同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理论、人权法制的区别。其实，人权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客观地历史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