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校侵权现象

近年来,办学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和案件。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再到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这些典型行政诉讼案件的出现表明"高校无诉"时代的结束,高等学校内部管理行为开始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坚持依法治校,完善高校管理,保护大学生合法权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目前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监督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没有进行司法性审查监督或者说是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不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与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因此，重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制度就是要坚持司法性审查监督的原则，兼顾抽象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和审查监督权的合理分配。     

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

就法理基础而言,以国家行为不可诉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反对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理由不能成立。就实践发展而言,创建这一制度是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军方针、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军人合法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挖掘军事司法潜能、构建和谐军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建构中,应当以国家行政诉讼法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军事变革规律,限制军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时间范围、简化司法机构、实行地域管辖。     

美丽而诱人的“毒树之果”：法官制度创新的限度——经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展开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一案，为学生状告学校获得法律救济打开了司法的大门。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北京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颁发权，法律封高等学校各项权利的规定以及由“国务院授予”的学位授予权，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政府规制措施，并不构成行政法上的授权，因而，北京科技大学也不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封学生的纪律处分行为也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是以一个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高等学校为“被告”，受理了一起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诉讼”案，并封北京科技大学的内部规章制度行使了其并不拥有的司法审查权，从而“发展”着法律。     

当前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与高校两证管理问题探析——从程序合法性原则分析高校毕业证、学位证的颁发问题

在我国，高校（公立高等学校）以民事主体身份走上法庭．作为原告或者被告，早已有之。但是，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其学生或者教师职工一—特别是学生——告上法庭，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始见报端。其中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1998年）（以下简称“田永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行政诉讼案（1999年）（以下简称“刘燕文案”）两案最为典型，也引起了法学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持续激烈的讨论。本文试着就上述两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素材，从     

行政诉讼法修订:为『民告官』清障

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典型的“民告官”法律,承载了无数老百姓的期望,具有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正能量作用,对于打造“法治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这部法律实施24年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门难进、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息”等问题亟待通过修法,从立法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走出违宪审查的困惑——对青岛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一案的思考

一年一度的大学新生的录取结束了，而三名考生因高考录取中的不平等待遇状告教育部侵犯平等受教育权一案却在杜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本文仅从违宪审查的角度斗胆对该案所涉及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番遐想，因此观点不仅仅限于案件的处理。 行政诉讼下的违宪审查之诉 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的诉讼名为行政诉讼，但却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内涵。行政诉讼与违宪审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所谓违宪审查，是指由公民或法人等组织向特定的违宪审查机关提起的要求确认法律、法规、规章是否违背宪法的请求，这种请求可以是司法性的。可见判定是否属于违宪审查的…     

证券监管与司法审查——海南凯立公司诉中国证监会案的法律分析

作者围绕海南凯立公司诉中国证监会一案 ,对行政行为的认定、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分析 ,加以阐述 ,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与制度构想——以行政诉讼功能模式为分析框架

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布什诉戈尔案看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两百年

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法治的基石,在此篇学术报告中,作者考察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历史与理论,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作者运用了布什诉戈尔案作为司法审查的最新案例,揭示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及法治的深层意义。     

行政诉讼判决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判决问题研究○吴婧萍行政诉讼判决，是行政诉讼最重要的结案方式。它通过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确定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它是法院对行政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形式，也是完成司法审查任务，最终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手段，是行政诉讼中具...     

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 ,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 ,这也正应了哈耶克的名言 :“没有司法审查 ,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行。”1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免受行政行为的违法侵犯而出台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无疑打破了这一僵局。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意义也自然是集中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及由此促进的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一、行政诉讼制度与法治政府1、法治的第一层涵义是指法律的统治。也即政府和人民均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行事 ,当…     

司法的修辞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从“中国听证革命第一案”乔占祥个案说起，考查法院怎样通过修辞技术，将看似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诉讼请求纳入司法的权力范围，从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另据两起著名的高等教育行诉个案来加以说明，司法权在行政诉讼领域中的实质性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必然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因而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是要诉诸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试论政府“红头文件”的可诉性

眼下正值法治社会时期,有必要加强对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政府“红头文件”进行有效制约,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本文结合国内的实践初步探讨了将政府“红头文件”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之构建和法律制度之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取得”共谋”。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中,社会公众降低“特别牺牲”的制度需求,以及政府、法院和执政党降低道德成本的制度需求,共同推进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将遵循下列原则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司法救济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规模效益递增的渐进性改革,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并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将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博弈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激励双方由对抗走向合作,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应以“官”、“民”关系的和谐为标准。     

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兼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

问题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当事人因相邻关系、房屋买卖、拆迁安置、土地征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法律关系而同时引起或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但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讼领域,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如何审理或衔接相互交叉重叠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十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再加上少数法院及其法官在基本素质、审判水平或司法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偏差”,致使当事人遭遇这类案件就会“没完没了”的背上诉累包袱,甚至还将面临因司法…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拓展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和范围,第一次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救济权,但这种拓展本身是有限度的,不能脱离开现行制度、环境以及法治发展阶段而无限制扩大。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权利保障、法治、利益衡量、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和渐进发展原则,通过丰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于行为可诉性、利害关系性、时机成熟性等制度内涵,依法科学、理性地把握和设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     

论单方开发行为在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律效果

由于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作出“实际性临时安排”存在诸多困难，国际社会在争议海域存在大量单方开发行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1978年国际法院审理的爱琴海大陆架案到2017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科特迪瓦诉加纳案，对于主权国家的单方开发行为，包括单方勘探和单方实施油气资源开发等行为，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否定性的评价，没有要求相关当事方停止或取缔已经实施的单方开发活动。在个别案件中，国际司法机构甚至给予单方开发行为以积极评价，认为相关国家的单方开发行为在未来划界中可能产生积极效果。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正义性是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前提,也是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之“桥梁”。同时,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举证规则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中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被告的举证规则,但缺乏进一步保证被告举证责任充分实现的具体规则。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规则的优化应当从被告提供“全部证据”之判断规则、被告在决定期限内举证之证明规则、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以及复议程序中不提交证据行为之认定规则等方面进行。     

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相关问题研究姚仁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构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机整体（宪法诉讼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已经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意味着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中得以确立，刑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