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宪政分析

中国近代社会几乎历次行宪都伴随着一场你死我活式的暴力革命斗争,而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轮回。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僵局,它通过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各权力相互之间关系的巧妙界分与处理,将中国推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宪政之路。而它所体现在法治政府、人权保障以及宪政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宪政意义也正日渐显露出来。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经济逻辑——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之构建和法律制度之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取得”共谋”。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中,社会公众降低“特别牺牲”的制度需求,以及政府、法院和执政党降低道德成本的制度需求,共同推进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根据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将遵循下列原则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以司法救济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规模效益递增的渐进性改革,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并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将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博弈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激励双方由对抗走向合作,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价应以“官”、“民”关系的和谐为标准。     

以权利制约权力: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基本思路

本文指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既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难题。纳税人诉讼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创新。作为一种对行政权运行参与和监督的民众诉求而产生的现代公民权利,纳税人诉讼具有毋容置疑的法理正义和宪政意义。我国有必要借鉴这一制度,以利于加强对行政权行使的司法监督,建设法治政府。     

胡适法律思想略论

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 ,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在政治法律方面 ,胡适根据其社会历史观进行认识 ,主张以自由主义的法律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和其他形式的独裁制度 ,确立和弘扬自由主义的法治精神 ;提出了以建立“好政府”为起点的宪政改革主张 ,阐述了自己的民主宪政观 ;在人权的保障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为我国政府行为法律化、规范化、理性化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向前跨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文对宪政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宪政视野下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入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是否具有宪法意义，能否产生相应的宪政效应，从而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一定的作用，梳理和分析这些问题是本文的基本线索。     

宪政概念考源与辨析

宪政是英文中constitutionalism一词较为普遍的中文译名。Constitutionalism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意指为保障个人自由而控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宪政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民主政治,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依宪法而治理的政治”,它往往与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这些特定的控制权力手段相联系。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

中国现行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 ,虽然借鉴于原苏联 ,但是并不是中国所独有 ,与各国的同类制度相比 ,监督范围还嫌过窄。这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具有重要作用。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今天 ,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 ,检察机关要依法实施监督 ,在贯彻“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中 ,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     

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探索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中国民主进程和法治统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依法行政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阶段,它对保护公民的权利,监督行政的执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宪政和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行政诉讼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没有充分的考虑中国的法律环境,在长期的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某些方面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就内部行政行为问题在前辈的基础上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     

论建立我国的人事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一、引言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务员制度也逐步完善,但忽视公务员人事行政诉讼救济权却始终是我国人事救济制度中的一大缺憾。人事行政诉讼制度以司法审查这一法治的坚强屏障,阻止行政机关任意处分国家公务员,保证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廉洁高效,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早已实行了类似的制度,而我国不仅在实践中缺乏这一制度,而且在理论上的研究也几乎处于空白。本文试图界定人事行政诉讼的概念,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批驳“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探寻建立人事行     

和谐价值观与行政诉讼法的改革

在目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行政诉讼价值观的更新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必须树立一种新的行政诉讼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和谐”为最高价值、以“平衡”为基本原则。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

《行政诉讼法》制定实施20年来,通过在中国建立"民告官"这一开创性的制度,将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纳入到了常态性的法律制度之中,尤其是引入了法院外部监督的机制,使得监督体制更独立、更有成效,成为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至今,     

行政诉讼法修订:为『民告官』清障

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典型的“民告官”法律,承载了无数老百姓的期望,具有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正能量作用,对于打造“法治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这部法律实施24年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门难进、案难审、判难胜、诉难息”等问题亟待通过修法,从立法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宪政中国初论

中国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之路 ,但远未“达致”。而要实现“达致” ,关键在于大张旗鼓地倡导“宪政中国”主张 ,排除万难地建设一个“宪政中国”。而之所以恰恰是“宪政中国”而不是“民主中国”、“法治中国” ,不仅是因为“宪政中国”在语汇上比其它用语更具优越性 ,而且还因为这是中国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     

试论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在依法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在历史与现实中，没有无民主的法治，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理论依据。“法治”的概念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和公众的法制观念（或称法律意识）。首要的是立法，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首先是有法可依。在人民与权力统一的原则下，一方面确认人民与政府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一切国家机关包括政府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另一方面，肯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必须切实保护，不容侵…     

无诉讼即无法治--论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

从宪政的意义上而言 ,法治的本质是宪治 ,即宪法之治 ,而宪治的核心则在于宪法诉讼 ;因为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自身的“免疫”系统 ,没有明确的宪法诉讼机制 ,宪法就无以抵御各种外来侵袭 ,违宪之法律和行为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制裁 ,违宪责任就无从追究 ;这样 ,宪法对于政府及其权力运作的规约能力势必阙如 ,而一部对政府没有现实规约能力的“宪法”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此说 ,法治的精义在于宪法诉讼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法治。     

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的金融解释

金融发展对一国的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有着深远的促进作用。金融格局与工商文明构建了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石,内生化了市场对法律制度、民主宪政制度供给的需求。欧洲式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建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有着与金融财富增长相匹配的金融民主模式,欧美国家的民主宪政得以确立。文章以金融秩序与工商文明的发展为主线,从金融视角,解读中国社会工商文明的系统累积与法律制度供给,金融工商文明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政府公权力与民间私权利的互动,对深刻理解与构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具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之路的开拓

毛泽东提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始终。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描绘了关于宪政建设的图景:民主是宪政的灵魂、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宪政的法律表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政制度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政府是宪政建设的关键所在等。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开拓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法治、宪政与人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 0 4年 1 1月 1 8日— 1 9日 ,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湘潭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法治、宪政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收到论文 70余篇。本次大会为期两天 ,共分“法治的理论问题”、“法治的历史与现实”、“宪政的价值”、“中国的宪政问题”、“宪政的历史考察 (一 )”、“宪政的历史考察 (二 )”、“人权的保障”等7个阶段依次进行研讨。李龙、周永坤、胡旭晟、王健…     

法经济学考证下我国行政诉权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兼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

对行政诉权的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如果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的诉权得不到救济和保障,行政诉权不能顺畅进入"法律之门",仅从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构筑上着手,这样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在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下,受国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司法体制多重影响的行政诉权,应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寻求规模效益递增,并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行政诉权的发展必将为政府公权和社会公众私权博弈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也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开启"法律之门",激励各方由对抗走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