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警察紧急权理论

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论警察的社区照管紧急权——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警察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可以行使紧急权力。以美国法为范例,介绍了美国法院有关执法紧急权和社区照管紧急权的相关规定,考察了警察社区照管紧急权法律界定及运作原则。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行政紧急权的模式之争——以美国为例

美国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危机的过程中,根据与宪法、法律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四种不同的行政紧急权模式。在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互动和论争中,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危机行政的经验和教训。     

应急行政责任豁免制度之建构

现有应急行政责任体系侧重于客观归责，易导致责任承担不公平，也不利于激励执法者积极履行应急行政职责。紧急情况下，公职人员自由意志受到压缩、行为非难可能性降低，应急行政问责必须考量行政环境的变化，确立责任主义、配套均衡的追责与免责机制。应急行政责任豁免包括“紧急不能作为免责”与“紧急善意履职免责”两类，存在紧急情况下不具备认识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与善意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等免责事由。作为客观前提的“紧急情况”,包括法律上的紧急情况和事实上的紧急情况两类。作为主观状态的“善意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以介于公众理性与专家理性之间的官员理性为标准。总体上，应急行政责任豁免条款的内容可以拟定为：公职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行使职权的行为，违反本法规定，但出于善意目的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造成严重损害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其法律责任。     

现行侦查监督工作机制的重构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贯穿了刑事立案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本文仅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履行审查逮捕、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责的过程中．每项职责的运行程序和相互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体制作一些探讨，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工作规范和立法两个方面提出完善的建议。     

论行政应急权的合宪性控制

从人民的自由权来阐释行政应急权核心,从公法学原理来剖析行政应急权本质,都可以发现应急权的反宪法特性。然而,衡量其所依据的紧急自卫和国家理性的正当基础,却又使得人们在理解行政应急权与宪法的关系时变换立场。但在理论交锋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便会从合宪性控制这一根本点出发来规范行政应急权,因为宪法的规范功能应该不仅在平时,而且在危机时,也要被证明是可靠的。我们只有对反宪法的行政应急权进行本质分析才能找回危机时的宪法效力,并通过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的审慎设计来最终构建现代法治国家中合乎宪法控制的行政应急权。     

试论警察盘查权与人权保障

警察盘查权包括当场盘问权和检查权和继续盘问权,其中,当场盘查是任意性行政措施,继续盘问为强制性行政措施.警察盘问权是一种由警察在没有中立机关干预下随机实施的一项措施,决定了自由裁量权较常态下要大的多,导致了侵犯人权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经常使用拉网式的盘查,盘查执法随意性过大,对盘查理解偏狭和滥用盘查权.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造盘查权,对盘查的对象、时间、继续盘查的地点严格限制,将盘查纳入刑事检察监督的视野,提高警察素质,加强人权教育,严格依法办案,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切实保障公民人权方面寻求最佳结合点.     

论国家紧急权的概念和运行——从比较宪法的视角分析

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在行使主体、发动程序、权限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经历了＂非典＂、汶川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等各种紧急事件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相关内容是否能够正确引导人民对抗当前出现的和未来将要出现的紧急事件,成为学者们思考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于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紧急权内容进行比较,归纳国家紧急权之概念,阐述国家紧急权之运行,提出对于宪法有关国家紧急权内容的相关见解。     

论美国宪法中的“弹性条款”之适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运用违宪审查权对宪法条款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是美国宪法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第１条第８款第３项为贸易条款，第１条第８款第１８项为必需与适当条款，宪法第５条修正案和第１４条修正案第１款为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三个条款内含十分丰富且极富弹性，因而称之为三大弹性条款。本文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这些弹性条款的适用，不仅恰当地处理了联邦权与州权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其中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诉权被无故侵犯常见于报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而对诉权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学界通行的诉权定义存在不周延之处。诉权就是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是启动与延续诉讼的权利。它是一项与诉讼权利、应诉权、公诉权有别的权利。诉权的形式有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刑事诉权和宪法诉权。诉权的内容有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申请再审权以及申请宪法解释权和刑事自诉权等等。在法治社会,诉权是高于实在法的道德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诉权实质内容不断丰富,诉权形式逐渐多样化,诉权主体走向普及,人们在诉权面前实现了平等,随之诉权地位也从习惯的权利上升为宪法的权利与基本人权。诉权的结构可以从诉权的主体、诉权的对象、诉权的义务人三方的关系中去认识。这一特殊的三角结构使诉权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保障权利、控制权力、和平解决社会纠纷。     

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困境与反思

一般认为,在沃伦法院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宪法判例中积极进行扩张解释,扩充了被告人沉默权、排除违法证据、律师帮助权等基本权利。实际上,沃伦法院刑事诉讼判例真实的历史是:为维护联邦制稳定,通过判例促成守法政府与有限政府,避免行政权力在刑事司法中肆意侵犯公民人权,以回应美国当时的种族平等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间接影响了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判例结果。总体而言,在将宪法修正案的多数条款适用于各州的同时,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革命至少是部分失败的,主要在于司法审查标准上的矛盾、司法哲学上的局限性以及试图制定警察执法规范等原因所导致。参鉴沃伦法院的成败得失,我们既可以在合理确立法官的功能定位时追求实现个案正义,又能够在寻找改革的契机缓和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冲突,以及为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创造条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美国行政协定的合宪性分析

对三种具体行政协定的合宪性讨论随着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就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权中主导权的争夺而开始兴起。大多数学者和美国法院都承认行政协定的合宪性。确认美国行政协定的合宪性,有利于理清行政协定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关系,有利于利用行政协定更好地实施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其不断发展。     

“警察”，“公安”与“治安”概念辨析

"警察"与"公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警察"概念,既可以作名词用,又可以作动词用,指国家或政府中负责社会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专门机构、人员力量及其职务行为或实践活动过程."公安"概念是一个状态名词,指"公共安全"或"公共安宁",表示社会秩序安宁的状态."公安"概念如果不加"人员"、"队伍"、"机关"、"工作"等主语词,就很难说是指"警察".从现代社会治安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看,我们必须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使用"治安"概念.我们在使用"警察"、"公安"与"治安"概念时,必须根据具体语言环境正确处理好科学规范与使用习惯的关系.     

论盘查的法治化——《人民警察法》修改建议

盘查的性质定位盘查是一种行政权关于盘查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属于行政职权,也有学者认为应属于刑事职权,还有人认为盘查是跨越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的职能。笔者以为,盘查是公安机关在行使日常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措施,应属于行政职权。日本的《警察执行职务法》规定的职务询问和台湾《警察职权行使法》规定的盘查在性质上也部属于行政职权。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通常把盘查作为发现犯罪的一种手段或措     

论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

行政紧急权也称行政应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在行使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应将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行政紧急权行使必须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制。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整合——以部门行政机关内部二元权力为视角

近年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然而，过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程序，体制的衔接层面，对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体、内容衔接研究较少。实际上，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通过技术处理，使部分部门行政机关获得了刑事执法权力，为我们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论美国对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别

把条约区别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做法是条约在美国的国内适用中的一项长期确立的和最为著名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并非所有的条约都具有能被个人在美国法院直接援用的效力。尽管"缔约方的意图"曾经是"自动执行分析"中的决定性要素,但现在越来越多地考察美国立法机构的专属立法权力、美国司法机构在对外关系中的职权限制、条约是否包含个人诉权、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指示等。美国法院对自动执行标准的若干"创新",实际上是放弃司法机构在实施条约中的核心作用,支持外交事务权力越来越多地向政治机构聚集。这些做法表明,美国从"宪法上的一元论国家"变成了"事实上的二元论国家"。     

地税系统加强“两权”制约监督的对策与思考

从体制和职能上讲,地方税务机关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执法部门,代表着国家行使税收执法权,即国家税法赋予的税务“征、管、查、罚”的征收执法权力;另一方面,省以下地税机关作为垂直管理部门,担负着组织地方财政收入的重任,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即系统内的“人、事、财、物”等行政权力是垂直管理。也就是说,地税机关享有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权力(简称“两权”)。客观地说,自实施“两权”以来,地税系统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维护了税法的严肃性;同时在加强税收征管,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一支综合素质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