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文化自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维度

邓小平的“四有”新人思想、“四化”干部队伍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落实到人化和化人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对人外在的生活世界即人文环境的观照;后者是指对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即自由本性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在根本上表征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丰富与发展的这一伟大历程之中逐渐呈现出具有中国国情特点的、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能够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存在形态。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十九大：新时代 新思想 新发展 新舞台

对于党的十九大重大意义的认识，可以从“新时代、新思想、新发展、新舞台”这四个“新”的角度加以展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客观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既有坚持和拓展的贡献，也有新的规范和调整的功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已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走向国际舞台，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

科举制正式始于隋代,但开科取士的倡议早在汉初就被董仲舒所提出。《汉书》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秦汉之际,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已难维持,从非卿非禄的市井底层选拔人才而充实官吏队伍成为一大趋势。汉武帝的三次册问都涉及如何选拔与使用天下人才的问题,董仲舒在应对中,主张“德教之官”是干部路线的基本要求。学校作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既能为国家聚集贤才,又能垂范风俗,熏陶民人。董仲舒建议武帝兴办太学,延请明师,豢养翘楚,天下才俊垂手可得。他还批评郎官制度“以富訾,未必贤”。经董仲舒提议、武帝推行的察举制度一改周代以来“世卿世禄”的选人办法,突破门族、财富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一律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还照顾区域平衡与代表性。汉代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等。而“贤能为上”、“量材授官”、“录德定位”则是董仲舒察举选官思想的三个重要原则。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对党建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论断,已经初步构成了具有习总风格的从严治党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丰富了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也标志着党建理论又迈进了新的境界。就其对党建学科发展的价值分析,一是思路新：“顺势而为”,以科学理性支撑党性;二是布局新：转变风格,围绕“严治”打组合拳;三是指向新：以“实”为魂,全力营造务实新风。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科技思想

朱熹《论语集注》对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解读,讨论了天之北极与为政的关系;对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解读,讨论了科技“小道”与儒家“大道”的关系;对于“游于艺”的解读,讨论了学习科技之“艺”与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关系。这些解读,既反映出朱熹对于科技的重视和研究,又可以看出朱熹强调科技“小道”必须隶属于儒家“大道”、“游于艺”必须由仁德来统摄的思想,这对于今天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面临的科技“双刃剑”的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学术资源。     

习近平“两山”论创新性及其现代化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内容丰富和极具创新性的“两山”论。“两山”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确立了绿色生产力、绿色财富生产、绿色财富效率生产、绿色社会再生产、自觉自为绿色发展新理念;正确把握绿色现代化发展规律,创新绿色发展、绿色现代化、现代化绿色跨越战略;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绿色强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新方略。     

毛泽东视域中“脑体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形塑,使毛泽东关于“脑体合一”思想经历“格式塔”式转换,实现了由原先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展开解读的质性跃迁。马克思主义“脑体合一”思想是基于未来理想社会存在状态理论预设,从根本上关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问题。但是,毛泽东更加侧重于强调在趋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双向作用,主张建立“脑体合一”的理想状态,这是其思想一大显著特点。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面子、利益与策略：乡土社会的讨债#br# ——以一个农资商店讨债为例

本文以一个商店讨债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乡土社会的讨债运作逻辑进行探讨。店主对讨债对象的选择以“分人”、“分事”为原则。强关系欠款群体和处于持续交易关系中的欠款群体处于“讨债例外圈”。乡土社会的讨债以“不得罪”为主要原则，通过“哭穷”、“保面子”、遵守讨债习俗等策略的运用实现讨债和人际关系维持的双赢。乡土社会的讨债与陌生人社会的讨债具有显著的差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党的三大根本思想与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试论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加深理解党的核心理念的思想资源

如果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这三大根本思想和党员的人生修养联系起来思考,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优秀人文精神的自觉传承。王阳明对修齐治平的圣贤路线的独到解读,以及他的致良知学说中相关理论资源,可以深化我们对党的这三大思想的理解：他的“致知格物”之说,启示我们对于实事求是是终极性与具体性、求真与求善统一的认识;他的“良知谓圣”之说,启示我们对于“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众知爱、社会致正、国家至善”统一的认识;他的“圣凡平等”之说,启示我们树立“人皆可以为历史创造者”宗旨意识,进一步提升“十三亿个个人梦汇成中国梦”的信念。     

孙中山“心理建设”中的中国元素——浅论孙中山对传统心学的传承与创新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号召，并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与蓝图。民国初年，他撰写《建国方略》，勾勒了一个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系统的系统建设工程，展示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其建设规划既有国际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的经验，又蕴含中国元素。本文仅剖析其中“心理建设”的丰富内涵，透视它与中国心学的渊源关系，并揭示其现代意义，以此作为对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