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析论--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

"安全困境"概念源自于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理念,自其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不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新制度自由主义,乃至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都承认它的真实性.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能部分地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不能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安全困境".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在安全困境中国家不可能通过制度和合作,而只能通过主动进攻和扩张权力,乃至通过建立区域霸权来争取本国的安全.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却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因为该战略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的,从而模糊了国家的安全目标,以致不利于美国在安全困境中谋求真正的安全.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调整与变革,探究调整的根源,及其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文章依据美国对待全球、多边和双边军控机制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分析美国军控的调整与变革过程;根据军控机制产生和存续的战略安全环境状态、军控本身在消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存在的价值,以及推行军控机制建设所产生的效用等三个方面探究美国政策调整的原因。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大致支持并推动了三类军控机制的建设。布什就任总统后,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认识的转变、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动军控机制建设的困境推动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突发事件、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则加速了这个调整过程,美国军控政策逐步完成了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的转变。     

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及其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公共卫生体系较为健全、公共卫生基础较为坚实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较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是在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并受到美国政治体制及其所决定的卫生体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状况和对卫生安全形势认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可分为疫前应急准备机制、疫中响应机制和疫后恢复机制三个部分。把公共卫生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规划应对措施,并将之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强调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和卫生援助,是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和响应措施的主要特点。目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存在的内在缺陷。在新发传染病疫情高发的全球卫生形势下,研究美国应对疫情的经验及教训,对有效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疫情暴发,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

近来,"新帝国论"频频出现于美国的舆论之中,包括美国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学者、精英均在谈论新的"美利坚帝国".这种新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主要体现是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新帝国论"的出现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决策者认为,"9·11"事件的发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相似,"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并以"整合主义"替代"遏制政策".对于难以通过"整合"手段达到目的的对象,可采取孤立、遏制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但是,美国是否会面临历史上帝国最终都曾经历的过度扩张导致失败这一困境,尚待观察.     

美国亚太战略解析

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其新世纪亚太战略进行了调整,建立以反恐为目标、以军事实力为基石的安全同盟是美国"新亚太安全共同体"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受地区内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制约,美国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还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

美国基于对当前亚太战略形势的判断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从理论上来看,传统的竞争型权力平衡战略通常只强调物质利益,而合作型权力平衡战略则把理念因素纳入思考的范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属于后者,而澳大利亚在这一战略中的地位显得相当重要。文章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这种战略下美澳合作的具体实践,发现不论是"澳新美安全同盟"机制还是"澳美部长级会议"机制均得到了强化。其原因在于,双方的战略思考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看中澳大利亚在亚太的地缘战略价值,澳大利亚也试图借美国的力量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合作并不一定会给该地区造成类似冷战式的安全困境,未来双方关系的动向仍需深入观察。     

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二战后,日澳双边关系从经济关系逐渐向政治关系、安全合作关系等方面发展.其演变特点是:符合地缘政治经济的基本规律;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安全关系受美国制约以及浓厚的军事同盟色彩.日澳关系内容和特点上的变化,既与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相关,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即美国的作用和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     

南海安全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冷战结束以来,南海地区已经建立起系列合作性的安全制度、机制和对话进程,包括众多的双边或多边安排。但是,现有南海安全机制仍然面临着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这主要可以从南海安全机制的自身建设、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等几个维度进行解释。与此同时,南海安全形势的发展对安全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解决南海安全机制有效性不足的问题非常迫切,正确看待问题本身,增强机制的约束力,理顺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加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多路并举、多管齐下,才能有效管控南海的"安全困境",同时强化中国在南海安全机制构建进程中的话语权。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冷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日关系也随之加以调整 ,由初期注重经济关系到中后期注重安全合作关系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U.S. hegemony and Southeast Asia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erted a major influence on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since World War II. As both a promoter of neoliberal reform and as the key strategic actor in the wider East Asian region, the impact of U.S. power has been immense. But both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and the more recent “war on terror,” have highlighted the contradictory impact of evolving U.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region. At both an elite and a mass level there is evidence of resentment about, and hostility toward, U.S. policy and its perceived negative effects. This article outlines how U.S. foreign policy has impacted the region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pheres, and argues that not only has it frequently not achieved its goals, but it may in fact be undermining both America's long-term hegemonic position in the region and any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分析

菲律宾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美国反恐斗争的亚洲国家,反恐战争使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美国总统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本文分析了菲美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的原因、影响,并针对菲美安全合作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The Asianization of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

The Asianization of East Asian security has been unfolding in the forms of the emergence of a genuinely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Asian initiative of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 Asian way of diplomacy. Ironically, the uncertainties surrounding the United States' role are a key factor driving region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ritical security issue in the emerging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essentiality of the U.S. role provides Washington with key leverage to ensure a role commensurate with its centrality in East Asia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danger and opportunities regionalization presents for U.S. policy, it is vital to distinguish rhetoric from reality and to discern paradox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Asianization movement. By it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working with other regional powers, and its activism in promoting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rough ASEAN-Regional Forum (ARF), the U.S. can ensure that regionalization leads to a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mplex that contains threats wherever they arise.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从“均势主义”看新美关系

从均势主义理论出发 ,阐述新加坡政府对美外交政策在安全领域的具体表现。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