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黔东南州诉源治理的实践探索

诉源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之一，是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使各族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和谐、和平共处、团结协作，其本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相耦合。黔东南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推进诉源治理的特色是深度融入民族元素，现全州法院新收案件总数减幅较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成效显著，从中获得的启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推进诉源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动力源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保证；深度融入地方民族元素是重要举措；预防矛盾纠纷发生是治本之策。     

何能无讼？

古人云：‘‘争罪日狱，争财日讼。”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无讼”，“无讼”的前提是“无争”。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争财之事，都会有纠纷与诉讼。为了达到“无讼”的理想境地，古人采用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方式。以期通过教化而去“私”，强调义务，压制权利，从而使民无争。     

“无讼”之理想与“健讼”之现实——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悖论的反思

我国古代社会是“无讼”还是“健讼”,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无讼观”主要是从统治阶层追求和谐的理想中推演出来,而“健讼观”则是从大量的史料中分析得出.对传统法律文化做出哪一种判断可能都有失偏颇,纠纷通过审判解决还是调解结案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好讼”和“健讼”没有必然的关联.作为社会存在中的正常现象,诉讼能够调整和恢复社会秩序,具有规则之治的功能,因而,人们应当正确认识诉讼与审判.     

诉源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善治

浙江是诉讼大省,人均办案量一直高居全国第一。近两年来,浙江省政法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推进诉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有效实现诉讼增量明显下降、社会和谐程度明显上升的目标,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

儒家讲求和谐与中庸主义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法律心理,也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系统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臻于无讼之境,无疑支配着司法官实际的价值判断他们需要经常地绕过成文法的规定,而专注于从事无讼的宣教和纠纷的调停.但是官方的"无讼"与民间的"健讼"又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司法官既不可能绝对地消灭诉讼,就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通权达变,审时度势,司法实质上又是司法官通过"寓教于审"、"寓教于判",追求"无讼"和"少讼"目标的过程,最终期望达到社会和谐与司法衡平的效果.     

完善群众充分参与的源头治理机制

<正>接诉即办工作为畅通群众诉求和反映群众意愿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但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关于超前化解矛盾纠纷对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用的思考

着眼超前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要突出抓排查,在第一时间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动态变化的第一手资料;突出打基础,在第一现场构筑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突出治根本,在第一环节治理滋生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源头;突出执行力,更加主动地落实预防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     

治安调解如何做到“六清”

<正>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路径,具有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减少犯罪诱因、提升警务效能、培养契约精神等优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和诉源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学术界认为,治安调解制度有待优化。实践中,治安调解也时常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     

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

<正>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济宁素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著称，儒家“亲仁善邻”“讲信修睦”“修齐治平”的文化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近年来，我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出“和为贵”社会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的新路子。     

牵住风险评估“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于维护稳定工作，就是要从“被动维稳”向“源头创稳”转变，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正是体现“源头创稳”理念的一项重要举措。     

探索多元化警调衔接 打造警源治理新格局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旋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治理、防范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风险起到重要作用，是夯实平安中国建设之基。公安调解工作是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在基层公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针对110报警中大量矛盾纠纷“接进来、移不出、化解难”的问题，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积极践行“警调衔接”机制，深耕警源治理，     

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强调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无锡市惠山区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阶段性特征,以“建强平台、健全机制、建优队伍”为突破,努力构建横向联动、纵向互动、合力推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正>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利益权益协调机制,将各类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精神、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为矛盾的纠纷类型趋向多样化、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等,亟需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枫桥经验”60年：历史演进、核心意蕴与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源于基层实践的“枫桥经验”,经历了农村“四类分子”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基层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历经60年岁月的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和旗帜。“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成功实践在当代彰显了重要价值意蕴：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构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睢宁县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以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立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诉前分流、诉前调解工作机制,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在前端一站式解决。     

试论无讼思想

传统中国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不管是长期占据正统的儒家,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大影响的法家和道家,都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当然,他们达至这一理想的途径是截然不同的。无讼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根源的,它对当今我国的法律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功利性特质：传统无讼文化的核心解读

中国传统的无论文化不仅是源自于中国古人崇尚和谐、忍辱不争的观念,更是来自子他们独特的利害观念。无讼是统治者稳定统治的需要，是各级官吏保护自已的官运、财运以及形象的需要，还是平民百姓免予讼累的需要。三者为了不同的利益，依照共同的逻辑，指向了共同的目的——无论。     

以“小调解”促进“大和谐”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中牟县通过加强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在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群体性矛盾方面较好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维护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儒家中庸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和合

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标准，不仅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坚持“中”的价值取向，而且它还成为我国传统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一种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它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和方法论视阈，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