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谐：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又规定了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法》第四十二条）；“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条例》第六条）。“责任”与“义务”意思相近，通常可以替换使用。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之间的关系？笔者试以抛砖之作，求教于大家，并期待引起社会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关注。     

试论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律师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各地制定的法律援助法规也都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必须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平衡律师职业主义产生的垄断和抑制律师商业主义造成的法律服务向有钱人集中方面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带来了对律师服务质量的担忧。国家应当增加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利益刺激和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估体系，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试论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律师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各地制定的法律援助法规也都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必须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平衡律师职业主义产生的垄断和抑制律师商业主义造成的法律服务向有钱人集中方面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带来了对律师服务质量的担忧。国家应当增加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利益刺激和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估体系,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法律援助: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在法律援助的实践中,政府和律师基于不同的根据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和义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强制性规定有可能导致政府责任虚化或为政府转嫁其责任提供根据。倡导律师的职业伦理,建立人权律师制度,有助于强化律师法律援助的义务。     

完善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在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是要使经济困难的公民能够享受到政府出资聘请的律师为他提供的法律服务。但是,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资助永远是有限度的,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资金不可能使所有人及其所有法律事项都能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因此,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已经建立起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相应的法律援助法律或者条例比较显著位置设定相应条款,规定哪些人有权或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明确哪些人不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经济困难”正是确定法律援助对象资格的首要条件。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     

辽宁省司法厅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的规定。现将全省通过2009年度考核的628家律师事务所、6718名律师（其中专职律师6025名、兼职律师333名、公职律师111名、公司律师52名、法律援助律师197名）、3家外国及1家香港律师事务所驻辽宁代表处和74家法律援助机构的名单予以公告。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和公职、公司律师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中西部19个省份 近百万受援人受益法律援助“1＋1”行动

近3年来,近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投身于法律援助＂1＋1＂行动。截至2012年8月,法律援助＂1＋1＂行动覆盖了西藏、新疆、青海等19个省（区、市）的300个县,受援人数近百万人。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和大学生深入贫困地区,努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3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3万多件,为近百万人提供了优质法律服务,协助当地政府化解群体性纠纷近4000件,开展法制讲座近2000场次,解答法律咨询近千万人次。3年来,＂1＋1＂志愿者队伍中走出了5位全国优秀律师、68位省级优秀律师、65位二等功臣,获得其他表彰和荣誉的多达几百人次。     

建立政府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初探

在我国关于建立公职律师制度在理论上已探讨多年,但是由于公职律师的概念、范围、特征缺乏明确的规范,目前并没有形成理论上的统一,在立法上和实践中存在很多现实的障碍。笔者并不赞同在我国律师发展的实践中使用公职律师这一概念,因为用这一概念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很多问题,而且容易造成一些理解上的混乱。实际上,在国外也并没有公职律师这一概念,只有政府律师、公诉律师、军队律师、公司律师、法律援助律师这些与社会律师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公诉律师的职能目前由检察院来行使,军队律师制度已经建立并自成体系,另外,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义务主     

对我国律师法律援助义务研究

至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建立实施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得到了较快发展,此后于2003年国家又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的基本框架,并明确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法定义务.近年来律师在法律援助上,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和成绩,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本文将对如何实现和完善,由律师统一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这一问题,进行层层分析和探讨.     

共抒法援制度十年历程力促法援《条例》贯彻实施

8月29日,司法部在京举行“纪念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中央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律师、受援人等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十周年和《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一年以来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变化,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和《法律援助条例》贯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等方面各抒己见。顾秀莲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说:10年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