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印尼政策(1958～1967年)研究综述

从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内战的干涉,到1967年约翰逊政府恢复对印尼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美国对印尼政策构成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时间单位.单纯从研究角度看,这一时期美国对两次涉及印尼的国际争端(西伊利安争端、马来西亚危机)和印尼一次政权变更之政策立场的变化,作为对影响美印(尼)关系和美国对印尼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事件,为比较、分析美国政策演变的动力和机制,特别是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以及美国与第三世界激进民族主义政权及第三世界军人集团和军人政权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视角.     

驯服印尼激进民族主义——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政策（1961—1963年）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对印尼政策,在促成西伊利安争端和平解决之后,在印尼发起了新的一轮外交攻势,试图抓住当前美印(尼)关系的转机,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印尼与西方联系的纽带,把印尼注意力由国际事务转向解决国内问题,以促进改造印尼民族主义,影响印尼政治构成和国内外政策的长远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改造印尼民族主义的政策,英国维持在东南亚的势力与影响的目标,以及苏加诺在地区内部消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矛盾。印尼苏加诺政权对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就范。肯尼迪政府的对印尼政策不免于以失望告终。     

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

印尼总统佐科将海洋作为未来国家经济、外交和防务发展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面临民族主义、周边海洋争端、施政效率低下与资金短缺的挑战。中国和印尼海洋合作成果显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为两国海洋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妥善处理海洋权利主张分歧、印尼民族主义负面影响以及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     

约翰逊政府的对印尼政策（1964—1965年）

美国对印尼政策历来缺乏一个稳定的基础。如何判断苏加诺政权的性质并据此制订美国的政策,始终是困扰美国决策者的一大难题。进入1960年代后,高度紧张的地区局势与苏加诺激进政策更是构成了对约翰逊政府政治与决策资源的挑战。美国对苏加诺政权性质和对外政策意图判断的演变,是促成约翰逊政府改变对印尼政策的重要环节。这一认知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苏加诺间接挑战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苏加诺蓄意采取了与美国为敌的政策;苏加诺与共产党国家结成了针对美国的政治联盟。美国的政策也相应由促成印尼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转向削弱苏加诺政权政治统治的基础。     

美国对印尼的民间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改善美国形象,维护美国在印尼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美国积极开展对印尼民间外交,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科技、宗教和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各类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和实施;二是坚持本土化导向和双向交流;三是受众广泛,精英与草根同时覆盖。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在改善国家形象方面受制于美国具体的对外政策。不过,它对于输出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好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促进与印尼的"民心相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印尼华裔少数民族问题译文专辑

定居印尼的华侨及其后裔,在长期与印尼人民同劳动、同生活、同斗争的过程中,已自然地融合在印尼人民中,构成了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印尼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一支有生力量.正因如此,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印尼的代理人——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为了阻挠印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利用华裔少数民族同当地印尼各个民族之间的某些差别,挑起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煽动排华活动,兴风作浪,破坏印尼人民的团结和中印友谊,以实现其扼杀印尼民族民主革命和把印尼贬为美国新殖民     

拜登经济民族主义：形态、根源及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经贸政策在淡化特朗普民粹主义色彩的同时，继承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内核，通过制度性强化和战略性推进，使贸易保护主义、产业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四种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得到了全面和系统扩张。拜登政府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美国社会持续涌动的反全球化思潮、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以及对美国制度衰落的担忧，同时美国全力推进大国战略竞争也需要凝聚新共识。拜登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归根结底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服务的，但由于相关政策的狭隘性，其必将加剧大国竞争对峙，冲击美国与盟伴缔结同盟的利益基础，并最终损害美国霸权地位。     

美国因素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以后老挝内战的重启

日内瓦协议签署以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老挝事务的干涉。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老挝反共力量的同时，进一步采取了促进老挝中立派与右派势力合作的战略。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公然违背造成了老挝政治力量的再次分化与重组。老挝再次陷人内战的同时，美国也对老挝事务进行了直接的军事干涉，使老挝最终成为越南战争的真正战场。     

印尼与中国:复交后两国的政治关系

1950年7月,印尼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然而,在最初的15年中,两国关系充满问题与猜疑。最终,1967年10月,印尼确信它已经无法再容忍中国对其内政的干涉,决定冻结两国关系。     

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1950年印尼与中国建交前后

本文论述了印尼哈达内阁执政期间印尼与中国建交的国内政治背景、国际政治背景和印尼国内的华人因素。正处于从联邦共和国向印尼共和国过渡的这一政治敏感期,使右翼的哈达内阁基于印尼的根本利益选择了与中国建交。但哈达的政治立场又使印尼对华关系摇摆不定。美国反对印尼发展对华关系使印尼当局受到巨大压力,但印尼并未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印尼国内两派华人的对立,对中印（尼）关系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使印尼对华关系的背景更加复杂。本文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的某些理论,并依据历史事实,力图对印尼领导人在中印（尼）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拉美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拉美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公开祭出“门罗主义”的旗帜,大幅度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展现出更公开的干涉行径、更浓厚的利己色彩、更明显的分化企图和更强烈的排外取向,意在将拉美打造成一个政治上亲近美国、经贸上依赖美国、安全上不威胁美国的“后院”。短期看,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拉美的掌控有所强化。但长期看,美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并未完全纾解,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甚至存在进一步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拉政策的调整还加剧了大国在拉美展开战略博弈的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如何进一步演变和发展,美拉关系如何变化,这些课题值得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     

关于越战期间美国老挝政策的国外成果研究综述

冷战初期，老挝本不是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重点问题，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对老挝的重视程度逐步加深，直至派出地面部队进行干涉。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国外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国内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推介，应有助于推动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更新突破。     

美国新政权与六方会谈前景探析

美国大选,执政八年的共和党政府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民主党奥巴马新政府建立.根据其上台前后的言行来看,美国奥巴马新政权的基本政策主要在于重振经济、结束伊战以及坚持反恐.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新政权将改变其前任布什政府初期的单边主义武力政策,更多地采取多边或双边的协调与合作政策.在朝鲜核问题以及六方会谈机制方面,虽然美国和朝鲜同为当事国,以及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仍然握有相当的主动权.美国新政权的基本政策同样会延续布什政府后期利用六方会谈框架与朝鲜接触和谈判的政策,甚至会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政策,因为奥巴马政权要解决其面临的内外难题,需要其盟国的协助,也需要中国等国家的协助,对朝鲜这样的国家也希望能够在国际压力下促使其和平地放弃核开发.当然,半岛无核化及防止核扩散仍然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要求朝鲜放弃核开发的目标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甚至从原则上来说美国新政权仍然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此外,美国新政权或者还仍然存在同中国和朝鲜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是,除非发生预料不到的突发事件,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极小,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不同也不会影响奥巴马政权务实灵活的现实主义政策.总之,美国新政权的基本政策有利于朝核问题的缓和,同样也有利于六方会谈持续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新政权有可能同朝鲜之间有更多的双边直接接触和谈判,但是不可能脱离六方会谈的框架,即或者两国的双边谈判在六方会谈框架范围内加以实现,或者彼此都需要六方会谈框架作为自己外交回旋的余地.作为美国新政权,虽然为了能够使朝核问题有所突破而有可能更加重视双边谈判,但考虑到同中俄的战略性关系以及同其盟国日韩的伙伴关系,也不可能弃六方会谈框架而不顾.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Virtue Unrestrained: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Power

In the late 1950s, the British historian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observed that we should not welcome the prospect of even a virtuous hegemon but should seek, rather, a balance of power. He did so because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suggested that aspirant hegemons succeed principally in precipitating costly wars against them, while his sense of Christian ethics suggested that even a successful virtuous hegemon would become self-righteous and, by imposing its values on others, would curtail the scope of human freedom. I argue that current United States (U.S.) policy and the world's response to it to date confirm Butterfield's position, but that this presents a new set of practical and moral questions centered on the problem of advocating a balance against a country that one regards as broadly virtuous, and certainly more virtuous than many of the other powers in the world, but that no longer wants to pursue its interests through the post-Cold War concert of putative great powers. The best answer to these problems, I conclude, lies not in a crude balance, but the r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This requires advocating restraint and self-restraint, the first practical manifestation of which being that the U.S. should not attack either of the surviving members of the "Axis of Evil."     

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

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是1965年柬埔寨与美国断交的前奏,它连同柬埔寨与美国断交一起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柬埔寨在1963年拒绝美援是邻国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柬埔寨自身因素等要素合力的结果。对影响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较好地理解亚洲冷战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制约美国亚洲冷战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因素。     

The Confluenc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U.S. Policy Toward Cuba, 1998–2001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fluence of forces at work to shape U.S. policy toward Cuba since the late 1990s. Our approach examines four key factors involved in policymaking toward Cuba in this period: (1) the entry of new interest groups into the Cuba policy process and an "entrepreneurial" Congress; (2) the executive's constitutionally based interests; (3) bureaucratic interests; and (4) pressure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e examine U.S.–Cuba policy by describing each determinant in isolation and then by looking a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among them, showing how they are linked together. In doing so, we argue that an analysis including multiple factors better explains U.S. policy toward Cuba than one that focuses on a single factor such as the power of the Cuban-American community.     

浅析阿尤布·汗执政时期的美巴关系

阿尤布·汗是巴基斯坦第一位军人统治者。从1958年就任总统直至1969年被迫下台,阿尤布·汗统治巴基斯坦超过10年。这段时期的美巴关系经历了从亲密到冷淡的转变,并且直接影响了以后美巴关系的发展。更好地了解这段时期的美巴关系,对我们深刻理解冷战时期乃至冷战后的美巴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     

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

本文重点探讨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如何干涉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直至最后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权,而西哈努克又如何在国际冷战环境下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中立的历史过程,由此揭示国际冷战对小国的重大影响,而小国在大国极端对抗中实际上难以置身事外,甚至难以维持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近数年来,围绕着驻冲绳美军基地,特别是普天间基地问题,美国、日本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两国三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争执。冲绳的民众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政策再次掀起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战后以来冲绳人一直在抗争试图减少基地甚至是实现无基地化,60多年过去了,冲绳仍然生活在基地当中。那么,冲绳问题在战后之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美日同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看出,美日同盟的出现导致了冲绳问题的产生。《旧金山对日和约》结束了日本被占领状态,同时《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确定了美日安保体制的法律框架,对冲绳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也成为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结束了美日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此同时,美日安保体制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