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未遂角度分析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

"构成要件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应作为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犯罪既遂是齐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仍然属于犯罪,其构成犯罪是由于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分则规定了既遂犯罪的刑罚标准,未遂犯罪是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才按照总则的刑罚标准处罚。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助于正确把握未完成罪及共犯的犯罪构成区别于《刑法》对单独的实行犯所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特点。     

论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行为人在犯罪意图的支配下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该行为具有导致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性。     

反思伪证罪的主观要件——基于11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伪证罪的主观要件问题对于正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现行的法定犯罪目的难以完全适应实践需要。基于11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法院明确认定伪证罪犯罪目的的案件有限，部分法院在《刑法》第三百零五条文本之外描述伪证罪的犯罪目的，伪证行为的实际犯罪目的具有复杂性，且其犯罪动机具有多样性。在规范层面，我国法律体系对伪证罪的具体犯罪目的的规定仍有待明确。在理论层面，伪证罪法定犯罪目的的理论不足在于“隐匿罪证”属于犯罪行为而非犯罪目的，其并未涵盖“无中生有”式伪证行为，且现行目的要件难以契合伪证罪的法益本质。应当在保留伪证罪目的要件的同时，将伪证罪的法定犯罪目的修改为“意图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完善伪证罪的主观要件要素。     

国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考察及启示

目前,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可以说是刑法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中,对它的犯罪性质、构成要件和刑罚结构观点各异。我国在今后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改工作中,应将其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以利于分则罪名分类的协调性和体系性,尽快纠正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过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对象与方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尽快研究制定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措施。     

国际刑法中“明知”要素之研究——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30条为例

基于《罗马规约》的立法背景,作为犯罪要件中心理要素的"明知"在国际刑法中有着偏向于英美法系的意义.对于"明知"的研究,需通过借鉴两大法系的刑法理论来进行.国际刑法中的"明知"主要可以从两大法系关于"明知"的事实性认识和违法性认识两个层面加以详细的展开.当然,由于受到国际刑法本身渊源以及国际外交谈判等原因的影响,国际刑法中的"明知"突出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特点,在事实性认识上,具有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违法性认识的场合,由于条约制定以及习惯法律规则发展的现实影响,不能够绝对地贯彻"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但是其仍然作为一项政策而存在.     

混合罪过浅探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罪过的形式，将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犯罪的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这对于准确地认定犯罪，区分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正确地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认定某些案件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哪种故意或过失时，其界限不好把握．这类案件往往发生争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来看，往往是因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其主观心理状态既有故意因素，又有过失因素，或者两种故…     

情节犯若干基本问题之教义学检视

情节犯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的犯罪类型。本质上,其并非片面的扩大犯罪圈或片面地限缩犯罪圈,而是充斥着扩大犯罪圈和限缩犯罪圈的矛盾纠缠。立法上,情节犯既有纯正与不纯正之分,也有"情节严重"与"情节恶劣"之别。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日益精细化的趋势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坚守,应逐渐弱化情节犯扩大犯罪圈的机能,加强情节犯限缩犯罪圈的机能。另外,情节犯之情节规定不同于总则的但书规定,前者属于整体评价部分充足即可的积极要件,而后者属于整体评价一体充足方可的消极要件;情节犯的主观方面也可以包括过失,刑法规定的过失情节犯,并非立法疏漏,在承认过失抽象危险犯的情况下,承认过失情节犯就存在可能;对故意情节犯而言,由于情节要件的具备并不等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故其原则上存在未完成形态。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污染环境罪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第338条进行修改之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除了国家关于环境污染的管理制度外,还包括国家、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环境权。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1997年《刑法》将污染环境罪规定为结果犯,这不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也不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而应当增加关于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规定。     

论刑法中信赖原则的历史定位与体系地位————以德日刑法犯罪论发展史为视角

刑法中的信赖原则作为在一个共同参与社会分工团体行事的法则,通过分析其与刑法学相关理论概念历史性变革的关系,阐明该原则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信赖原则如何影响注意义务来否定过失责任的承担。信赖原则作为构成要件中的阻却事由,其关注重点在于面临危险时是否采取了合理地回避结果发生的措施。     

“过失情节犯”之称谓确立及立法探究——以刑法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对于我国刑法分则第398条、第432条和明文规定情节犯存在过失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是立法的粗疏所致。并由此提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只包括故意。这种"过失情节犯"的立法具有合理性,是以重大法益为对象,基于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所做的功利选择。以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探讨"过失情节犯"的立法问题,并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下对"过失情节犯"的罪刑加以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美国刑法中的“被利用的实行犯”

在概念上,美国刑法之"被利用的实行犯",相当于英国刑法之"无罪代理人原则",德日刑法之"间接正犯";在功能上,"被利用的实行犯"能够弥补,因"从犯责任"之不足而产生的司法漏洞;在性质上,"被利用的实行犯"被视为主犯,但实质为共犯;在主客观特征上,"被利用的实行犯"最主要的客观特征为,实行犯之行为具有消极次要性,但其主观上的犯罪意图却可以为故意、轻率、过失等。     

对"两高"法发[2009]13号司法文件的宪法质疑

司法解释应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高”共同制定的《意见》，在权力来源、法律依据、制定程序依据方面存有缺陷和不足，变相越权取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意见》使用“犯罪分子”的称谓，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和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意见》对自动投案认定标准的规定，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适用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引起了对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犯罪在自首条件认定标准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自首这一量刑情节方面的认定标准差距。     

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修正之评析及其再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样本

《刑法修正案(八)》一方面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罚金刑、自由刑进行了修改,另一方面,增加犯罪情节要件和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从而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使得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更为严密和全面。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原有食品安全犯罪之规定存在的不足以及监管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决定了本次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修正的合理性。在司法中,需要对食品安全标准、罚金刑数额及其计算标准和食品安全犯罪情节进行重新解释。同时,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特点和国外相关立法例,应从增设行为犯、过失犯和资格刑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立法。     

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理论构建——以三种过失理论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风险社会语境下,食品安全犯罪的公共安全属性凸显.虽然我国刑法已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但从前瞻性立法的角度思考,增设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已是势在必行,但学界对于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内在制度构建的探讨似乎仍不完备,有必要通过以刑事政策指引法教义学发展的路径,跨越李斯特鸿沟,完善过失型食品安全犯罪的构建.旧过失论由于其时代局限性,与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格格不入;新过失论受到具体预见可能性与信赖原则的掣肘,亦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新新过失论对预见可能性进行了抽象性的重构,并通过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契合了食品安全犯罪的三大特征,成为了目前最有力的学说.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之认定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的认定除了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外,还应特别注意新旧刑法对空间效力、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追诉时效、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类推制度、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及对构成犯罪的要件、情节、条件的不同规定。     

对刑法总则中两款规定的看法——析《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存改废之争

对于《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合理性问题,学界存在存改废之争。然这三种观点都不能完满地协调该两款规定所蕴含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与刑事责任同在原理以及刑法"以处罚故意行为为原则、以处罚过失行为为例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留前款规定的基础上,将后款修正为"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失为合理的立法选择。     

论间接受贿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其缺陷

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今，有关间接受贿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就存在一些争议，某些构成要件的合理性也受到人们的质疑。本文拟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具体阐明间接受贿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并指明其存在的缺陷，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通过立法活动加以修改、完善。     

《宪法》视野下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研究——兼论《刑法》实施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能否兼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据此可以看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制定的目的,《宪法》是《刑法》制定的依据,"我国同犯罪做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是《刑法》制定的实践基础。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控制(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保护人民),这一对概念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问题,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一冲突以及这一对法律目的能否兼得都成为完善我国法律制度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