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论麦迪逊联邦思想的特点

联邦制原则是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之一,他的主要设计者就是麦迪逊。本文首先论述了麦迪逊的联邦制思想与共和制的密不可分;其次,分析了麦迪逊的联邦制思想与汉密尔顿的区别;再次,探讨了麦迪逊设计的联邦制最大的缺点即允许奴隶制的存在。     

宪法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汕举行

1986年12月10日至15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广东省法学会在汕头市联合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的宪法学家和宪法工作者一百二十余人。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宪法保障

近代宪法是商业文明的产物,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议题。现行宪法中国家根本任务的丰富与充实,经济条款的变迁,人权入宪,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等,为营商环境提供了最根本的法治保障。当下营商环境存在折损宪法隐含的平等保护立场、规则生成突破宪制、宪法国家权力配置目的落空等隐忧。全面实施宪法需要从平衡改革与法治,优化权力的纵向、横向配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维护公正司法四个维度,捍卫营商环境中的宪法秩序。     

全国宪法学研究会讨论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建设问题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1986年学术年会于12月10日至14日在汕头举行。会议收到论文65篇,120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着重讨论了四个专题:(一)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使地方人大真正成为有权决定该地方重大问题的国家权力机关;(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才能有效地监督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同样又避免不适     

论我国立法公众参与的法理基础

法治之本在立法，良好的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但人类恒久不变的事实却是法律的具体决策终归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特权。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到现代的代议制度；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到麦迪逊的共和政府主张，反映着人类在强权与公理、权力与法律、专家统治与人民主权之间寻找平衡的种种努力。通过对公民身份、人民主权、法治国家、程序正义等与立法公众参与关系分析，阐述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我国立法公众参与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说明。     

论国家的义务

国家有权力必有义务,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权利———权力关系是不正确的,“国家在法律上的代表就是权力”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国家的义务是满足公民权利的需要。权利、国家义务、国家权力三者的关系是:“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义务并进一步决定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服务于国家义务并进一步服务于公民的权利。如果要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一个更简洁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不应当是“权利———权力”,而应当是“权利———国家义务”。国家义务理论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告别“中国式求人”，该做些什么？

“中国式求人”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如果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皆平等，相信就可告别“中国式求人”。     

修宪在代表心中引起合振共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一张写着人民权力的纸",从产生,修订到实施,处处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除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议题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     

做好县级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督办问题的思考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是监督法赋予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基本形式。审议意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中针对某项议题的发言，经过整理后形成的综合意见。审议意见能否得到较好落实决定人大监督的实效。规范审议意见的督办，强化对审议意见的监督落实，关系到国家地方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从权力行使型到权力抑制型——刑事程序构造的重新设定

权力行使型和权力抑制型是刑事程序构造的两大类型 ,前者注重的是加强国家控制社会、维护秩序的能力 ;后者注重的是抑制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当性 ,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一部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修改 ,需要从总体思路上把握是要塑造一个权力行使型构造还是权力抑制型构造。抑制国家权力并不是试图取消国家权力 ,而是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两相比较 ,权力抑制型构造比权力行使型构造更值得选择。我国刑事程序构造总的说来是权力行使型构造 ,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完善中 ,这一构造应转变为权力抑制型构造     

试论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县以上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检察院有权进行监督。一、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监督的性质。目前,国家权力机关对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在认识上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领导,一种意见认为是宪法监督,一种意见认为是工作监督。持“领导”观点的主要理由是,     

权力制约与国家的产生

权力制约是否为国家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否与国家权力共生共存,法学界的看法尚不一致。本文拟从国家的产生过程中考察权力制约在构成国家权力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权力制约是国家权力系统赖以发挥系统整体功能正向运转的基因,离开了制约机制,就谈不到国家权力系统的形成,谈不到系统功能的发挥,它是一条政治规律。首先来探讨一下,人类在社会始初的相互制约关系吧!当然,这里的制约,还不是国家意义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社会权力发现及理论建构——评郭道辉新作《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郭道晖教授原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新概念,并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与论证。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是建立在"权力的逻辑"和"权力的现实"这双重基础之上的。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是郭教授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郭教授的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指的是"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与之并存的还有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超国家权力,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社会权力。"这是他将权力放到权力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得出的结论。郭教授认为,原始社会中社会共同体的权力就是一种社会权力,那里的权力是一元的;国家产生以后,国家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体系中,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概念与社会存在。所谓‘社会权力’,简言之,即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     

权力监督哲学与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对执法司法权的制约监督,往往是权力监督的关键环节,也是权力监督理论的重点议题.在中国政法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哲学是认知、思考和解决执法司法权制约监督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新的权力监督哲学的引领下,中国政法界深入推进执法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系统完备、权威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     

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

古典的分权理论已经过时,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权力简单地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已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应建立新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实际的理论模式。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党已经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区别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政治权力实体。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社会权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经济实体,它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围,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现代国家的权力分为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律权力是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代表国家意志;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是执行国家意志。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权力结构将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作为社会权力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宏观管理     

民主政治视野下的国家权力主体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主体;人民委托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公务员成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主体坚持权利本位是人民享有权利的内在逻辑.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必须切实为人民服务,坚持义务本位是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必然要求.公务员的义务本位与人民的权利本位是统一的,人民权利本位是公务员义务本位的理论基础,公务员义务本位是公民权利本位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坚决反对西方的分权原则,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进行权力分工。属性论、职能论和过程论是权力分工的三种基本方式,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综合使用了这三种权力分工方式。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工"的结构。但六权之间并不是周延的逻辑划分,而是保留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创设新的权力分支的可能。在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层面,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权力混合,除相对集中的军事权之外,几乎每一种权力都被层层分割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