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分析

文章试图在已有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社会中心"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做出新的考察和解读。该框架表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压力干预下不断重组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先后形成了东北部—西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东北部—南部不稳定多数联盟及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联盟均势四种社会联盟格局,进而导致直接决定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呈现出"共和党一党独大""两党合作""合作—制衡"与"政治极化"四种主要类型。正是上述国内"政治—社会"机制的作用,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19世纪末现实主义主导的地缘政治扩张,到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复杂历史进程。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合众国"的大起大落。这对美国政治文化造成了重大冲击,推动美国政治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并明显体现在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三个方面。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使美国政治制度僵化、社会形态碎片化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美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导致其政治文化转型以及内政外交充满不确定性。     

战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中的两党合作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党合作的实践。两党合作的对外政策指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内 ,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同另一党的某些国会领袖以协商等形式进行的政策制订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国家利益”而将对党派私利的考虑排除在外 ,并使政策最终获得总统和国会两党多数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两党合作始于创立联合国 ,并在此后确保了援助希腊、土耳其 ,马歇尔计划 ,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成功。长期来看 ,两党合作的深层影响则是加强了冷战共识和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张 ,并在本质上与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相抵触。两党合作的外交政策在短时间内看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但也蕴藏着危险。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文化冷战与华侨华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宣传渗透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是冷战国际史学界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宣传史、华侨华人史、中美关系史三个领域交叉的产物。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经历了从中国政策向东南亚政策的转变,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核心宣传机构实行遥控指挥,并把《今日世界》杂志为代表的书刊纸媒作为主要传媒手段。美国对华侨华人文化冷战的主题和项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反共宣传,用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宣传美国价值观,和台湾合作与中国大陆争夺侨生教育。美国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主要并不集中在对政治、外交事件和美国政策的报道和阐释上,而是把重点投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情感的塑造上,其根本观念以及核心的宣传思路是直接诉诸塑造华人身份认同,把冷战意识形态建构为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此举于今仍有影响。研究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对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大国竞争态势可以提供一定的镜鉴。     

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论析

党纲是美国两党各自政策立场与倾向的集中反映,并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历史上美国两党党纲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后发现:随着中国自身实力不断提高及中美两国联系的不断加强,美国两党党纲涉及对华政策的频率在不断提高;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与执政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倾向总体一致;美国两党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也大多具有共识;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服务于美国两党进行选举的国内政治需要。当前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倾向已出现重大转折,但民主党与其或有不同。关于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到底有无共识,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2020年美国两党将要发布的最新党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工具理性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冷战决策模式的批判——《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评介

正伴随着冷战档案的解密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冷战史研究正进入新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更加拓展,研究手段更加丰富,研究主题也更加深入。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丛书,(1)聚焦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对外战略设计者,充分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进程,展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变化。其中的一本代表性作品是《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石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该书以保罗·尼采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仍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出现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继续减少国际介入,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移民政策。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源于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的乌克兰地缘政治研究,着力论说冷战后乌国内地缘政治的形态与特征。乌国内各地区在历史记忆、社会心理上的巨大裂痕是其研究的重点,但在如何弥合国内各地区族群在政治认同方面的分裂现状问题上,却较少提出较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在对外地缘战略取向上,乌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根据其不同的思想立场,分别得出了倾向各异的政策谋划,对冷战后的乌对外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

"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的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美国政治学界近年来普遍关注但又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在对美国"政治极化"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当今美国政治进程和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文章认为,"持久的政党选民重组"(secular realignment)所导致的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其导致的选民"政党选择"(party sorting),文化、宗教和道德价值观冲突上升等,是政治极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两党"政治极化"既是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对美政党和选举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分歧增大,总统和国会围绕立法控制权和司法任命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极化"现象对现有的关于美国政治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本文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两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对海外干预态度的历史演变。作者认为,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需要,又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之中。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拟议中的干预行动越能满足这三大要素,就越可能被付诸实施。     

编者的话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曾被广泛用于解释和预测一国的对外战略和行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该理论中蕴含的冲突性及对地理因素的过分强调等缺陷日益明显,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在此情况下,学者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力图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使之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大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及行为.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曾向红、张少文运用批判地缘政治学理论,系统分析了美国的亚太战略从"亚太"向"印太"调整背后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程晓勇以美国提出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为背景,对美国核战略转型的动因、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解析和评估,以探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美国核战略转型之间的塑造与反哺关系.以上两篇文章,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观察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形成过程,也对中国如何加以应对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