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司法传统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

少捕慎诉慎押作为新时代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要求，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辩证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以及对教育感化工作方法的倚重，是少捕慎诉慎押弥足珍贵的红色法治基因。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从坚持教育感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规范指引和案例发布等方面入手，深化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推进刑事司法现代化。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视野下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改革研究

<正>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列入年度工作要点。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理念，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优先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同时，侦查、审判、司法行政持续发力，加强沟通协调，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的检察实践研究

<正>“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是适应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深化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写入年度工作要点,“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理念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     

司法为民办“小案”深度践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当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谋划检察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检察机关应积极适应刑事犯罪结构的变化，以办好人民群众身边“小案”为抓手，全面准确规范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在办理“小案”过程中，通过转理念、提质效、解矛盾、促治理等举措，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针对在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过程中出现的对司法为民的意识需增强、能力需进一步提高等一些问题，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新的举措。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之适用与反思——以网络犯罪治理为视角

基于网络犯罪的代际发展和技术性特征，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可以适用于网络犯罪的治理。这也是由“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轻罪化刑事立法模式所决定的。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适用过程中，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打得过早过小，要坚持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避免打击扩大化。适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要处理好打击网络犯罪与促进网络技术发展、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两对关系，实现犯罪治理、人权保障与技术进步的高度统一。     

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研究

积极刑法观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呈现活跃状态,由此导致犯罪圈的不断扩张。然而,刑事实体法的出罪功能由于具有内生性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出罪调控作用,在当前一段时期内,非罪化只能依赖于刑事程序法来实现。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等制度的探索和推进,程序非罪化的功能逐步扩张。故而,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程序非罪化的文本叙述和实践表达,在构建程序非罪化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非罪化的程序法进路。     

完善立法指引涉案企业合规

<正>作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点工作和具体实践,检察机关推行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备受瞩目,其探索以更为谦抑、轻缓的方式办理涉企刑事案件,尝试将企业合规经营作为犯罪从宽处理的理性依据,被业界誉为“一次伟大的司法理念革新”,成为近年来社会效果显著的刑事司法改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随之出现。为确保重大改革要求于法有据,需推进刑事立法修改完善工作,及时将改革实践经验固化上升为法律规范,以法律制度革新指引改革走向深入。     

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之检视

近年来，少捕慎诉慎押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确立下来，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慎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司法实践。以重庆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工作成效斐然，但也有适用标准未明确、行刑衔接不完善等实务问题亟待解决。应立足于司法实践需要，从明确适用标准、拓展适用空间，强化行刑衔接、做实事后监督等方面完善认罪认罚案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制度构建。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当代传承

我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在存留养亲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中均有所体现。在我国古代的刑法思想中，刑罚的目的并非是单一的报应论，而是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教育刑目的。因此，在古代刑罚适用中，需要慎刑戒杀，矜老恤幼，体恤不同的犯罪人，从而避免刑罚成为弑杀的工具。现如今，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依然闪烁着制度光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传承古代“慎刑观“”恤刑观”理念，是秉持“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审查逮捕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正>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是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环节，对准确把握案件定性、核实证据、评价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一、制作审查逮捕讯问笔录的必要性审查逮捕讯问笔录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核实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事实是否有证据证明及证据是否查证属实；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社会危险性，是否有必要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中拘捕与羁押制度分立问题研究

羁押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顽疾,一直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寻找出我国羁押制度的内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对拘捕与羁押进行区分,而设置了拘捕与羁押一体化的结构。这种结构上具有天生的缺陷,是我国羁押中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困境与“法益恢复”方案——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视角展开

无论是从法哲学视域的公正视角还是司法实践的立场,基于同一笔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游犯罪量刑不高于上游犯罪”原则已被普遍承认。然而,由于上游犯罪来源的多样性与下游犯罪的相对单一性特点,司法裁判中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应对这一不合理现象,近年来司法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书”下,着力探索了一系列方法,主要包括:将自首、坦白情节“可以减轻处罚”的实质条件模糊化并人为主导“减轻处罚”结果,技术化地创设“下游犯罪量刑轻于上游犯罪的主犯但重于从犯”规则,对下游犯罪大量适用非监禁刑。然而,上述方案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实质关联。事实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下游犯罪行为人退赃退赔的“赎罪”抑或“法益恢复”行为可以作为量刑实质从宽的理论根据。具体而言,下游犯罪行为人在上游犯罪案发前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相对不起诉”,在上游犯罪案发后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定罪免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问题再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调整与发展,应是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应解释为以宽济严,区别对待,宽严审时。其他刑事政策像＂严打＂政策,死刑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而且还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贯彻实现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全过程。     

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构成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其理论基础是检察监督理论。定量分析表明,逮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普遍适用,有违法定逮捕要件,对公正审判与有效辩护造成不利影响;定性分析表明,逮捕被普遍适用的根源在于,享有批准、决定逮捕权的检察机关实为追诉机关,其执行的实体标准、审查程序及"快捕快诉"的追诉性指导思想,挤压了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空间。解决逮捕普遍化问题,应依据"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确立法院审查模式,由法院统一行使逮捕决定权,即在检察机关初次审查的基础上,增加法院审查程序,以制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的追诉权,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案件"延长羁押期限"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的延长羁押制度对于成功地展开刑事追诉活动,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避免其毁灭证据、串供甚至威胁证人、被害人等,都是卓有成效的;在不断的延长羁押过程中,嫌疑人、被告人也丧失了再犯新罪、自杀以及危害社会的能力。但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延长羁押制度法治化水平也确实是不高的,无论是延长羁押法定、程序保障、比例性等实体性原则,还是权力监督、司法救济等程序性原则,都没能在我国延长羁押制度中得以确立。拟通过分析延长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完善现行延长羁押制度的具体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髓肇始于古代刑法思想,新时代赋予了这一刑事政策跨时代的含义.检察机关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深刻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并充分运用这一刑事政策指导检察工作.从现实和构想的角度出发,重点对检察机关在逮捕、审查起诉、起诉以及刑罚执行等阶段应如何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了探讨.检察机关务必运用好这一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护无限的公平正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少杀、慎杀"等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都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否定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