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在当时是必然的,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六法全书"的废除,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中国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为新中国政策治国、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     

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场学术对话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话中(即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谈话以来,成为迄今为止不断引起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国家治理视角看,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时空延展递减率"问题;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这一句话中,可以发现黄炎培对"地方自治观"情有独钟;从毛泽东的"动商"以及反科层官僚主义的政治性格中,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一位坚定的"运动民主论"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中,可以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观"的政治关切所在;"地方自治观""运动民主观"与"民主法治观"实质上都是解决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不同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三者间的通融即"通三统",我们将更有希望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研究

证据学研究证据与证明问题.理论争议中的"大证据学"不仅适用于法证据学,而且适用于其他任何使用证据判定事实的学科领域.它的提出背景和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证据法学的"跨学科"性质;社科法学的"入侵";国内证据理论研究的"贫困化"以及相对合理主义的"一以贯之"."大证据学"的证明原理可以通过证明方法的结构主义原理进行阐释,最终在整体主义的证明路径和证明锁链中得到实现.这种"大证据学"的结构主义证明观是由证据的结构主义意蕴和事实认定的多元向度所决定的;表现为证明标准的结构主义认识和证据思维的结构主义表达."大证据学"的整体主义证明观,根植于我国的大陆法系刑事司法传统;重点在于对刑事司法体系中的证据材料和证明技术的微观适用,强调的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程序的"三维一体"之立体观;价值在于构建了证据与证明关系的活力论.     

"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无疑也是存在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政治也必然带有传统的特色,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就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模式也是不可复制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自国家运用刑法统治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决断论"、"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虽然这三种刑法观在我国当下的刑法实践中都有所展现,但是"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必须提倡规则、决断、秩序"三位一体"的刑法观。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文义解释的地位来深入贯彻"规则论"的刑法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区域刑事立法和引入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秩序论"的刑法观得以有效展开。此外,还要求在刑事立法层面突出"秩序论"思维,在刑事司法层面注重"规则论"思维。     

为当代中国农民的诉讼观辩解--农民"无讼"观根源的重新解读

诉讼观是法意识的核心,实现法治必须关注法意识的培育."无讼"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诉讼观的主流.然而我们却不能将此完全归因于传统法文化,而推卸当代人的责任.传统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今日农民之无讼观根源可归结为因立法缺失而不能诉、司法腐败而不敢诉、政府法律服务不到位而不知诉以及农民经济困难而诉不起.因此,农村法治进程缓慢怪不得农民意识落后,实现法治的重任还是应由各级国家机关来担负.     

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鲜明地提出＂吏为民役＂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人民历史观;二是为民服务观;三是对民负责观;四是养民利民观。本文指出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行政

论中国古代行政郑秦行政，在中国古代指的就是执行政务的意思．政，即政事、政务，泛指国家、公众的事务．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韩非子云：＂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书传》亦道：＂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先秦典籍中的＂...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真理观——读《司法过程的性质》

对于卡多佐,学界基本上认同他是一个实用论者.但是,如果单从社会效用论的实用观出发,我们很难理解在卡多佐的司法观念中对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的强调,两者与社会效用至上的实用观存有一定的冲突.通过对《司法过程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基本理论,指出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或实用论的真理观并非是绝对的社会效用至上理论,而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之优点的综合借鉴,所以社会效用与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观念并存.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惩处"洋腐败"要有新思路

事实证明,"洋腐败"已经成了危害中国的新祸源.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彻底铲除"洋腐败"是题中应有之义."土腐败"、"洋腐败"一起反、一并根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从科学发展观到科学改革观

按照"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原则,"以人为本"的科学改革发展观必然引出"以人为本"的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要求中国的改革必须合规律,即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又必须合目的,即以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人为本"的科学改革观,包括改革目的、思路和动力三个方面的深刻内涵.为了坚持贯彻这一改革观,需要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再认识,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搞教条主义,也要反对对西方的经济政治思想搞教条主义.     

"心性论"与法治

法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问题,而是与哲学问题密切相关。要探究中国法治的人性问题必须从中国哲学的"心性论"问题入手。本文概略考察了"心性论"与法治的关系,指出法治发展的核心进路在于良法之治,法治必须符合人性,人性使法治成为必然。     

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

正现代性蕴涵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合理化和市场化这四个相辅相成的要素,而权利观念与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紧密相关。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权利观念与权利主张的兴起,具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历史必然性。职是之故,将权利视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权利本位论",在近三十年内成为中国法学界的一种主流理论。"权利本位论"将法律理论从中国传统法律的"义务本位观"和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论"中解放出来,并在制度层面谋求一种以法律权利为轴心的"社会一政治"治理模式——法治。伴随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点是"人民主体论",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主体和人民权利作为始点和归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进路选择,是以"发展促人权",即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人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逻辑架构,就是"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诗学视野下的“工拙”论溯源

"工拙"源于"巧拙",最早用于评价人物性格的灵巧与笨拙;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专有名词首见于梁代;声律论的创始人沈约首次以"工拙"论诗,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原则和方法."工拙"论建构了中国古代艺术新的审美理论,丰富了中国的对立诗学体系,展示了中国诗意美学的意蕴,对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和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基于历史选择论的视角

本文在初步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内涵的阐述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历史辩证统一论,试图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决定和历史选择的辨证统一的结果。针对1949年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案例,本文阐明了这种选择是历史辩证统一论的必然结果。     

蔡元培“通性说”溯源

蔡元培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既传承了中国道家的"道器说"和宋明以后的"物心说",更糅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二元世界说"和叔本华的"意志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寻找世界统一本性的"通性"说."通性说"表达了蔡元培为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作的哲学思考和心路历程,成为影响和决定其一生的思想基础.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

本文认为家国一体观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与国的同构;一是家与国的共理。所谓家与国的同构是指家与国(包括法)都是一体两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这是它的形式结构;所谓家与国的共理是指国家政治(包括法)道德化,这是它的内涵实质,而贯通它们的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原理。家国一体观是一种适合传统中国且至今还有影响的国家观,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的臣民国家观,因此,分析其得失并加以取舍,这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课题。对当代中国而言,政治道德化不必要,但对政治和法律(包括为政者和执法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弃,同时充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臣民国家观转变为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内涵的公民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