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执业的利益冲突规则——对我国现行制度的分析

利益冲突是律师职业和律师事务所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维护委托人利益、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随着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律师执业的范围不断拓宽,律师事务所也呈现出规模化的趋势,利益冲突问题日渐突显,不仅关系到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发展和委托人的利益,也对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效率提出了挑战.     

律师职业伦理:冲突与选择、道德权利及其法律化

在特定情形下,遵从律师职业伦理往往意味着背离一般公民道德。律师——客户关系的性质,要求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只能是对客户(委托人)的忠诚尽职。律师在社会法治中的角色,意味着律师只能在道德冲突中选择遵从律师职业道德。律师能否在社会法治中发挥作用,取决于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是否可以信赖;因而,律师个体必须遵从整个群体职业伦理,而无关乎其个人的道德观。律师职业伦理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也应当是一种权利,所以,律师职业伦理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应该是法律问题。《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为律师职业伦理法律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律师职业道德权利特别是拒绝权的法律确认,还有待三大诉讼法或统一《证据法》来完成。     

律师独立于委托人制度保障研究

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根本属性,也是确保律师尊严,实现律师职业公益职能的根本保证。律师接受委托人委托,自应遵照其指示行事,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然而当委托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发生冲突时,律师应如何秉持其独立性,殊值探讨。以律师独立于委托人为视角,通过比较法考察,从律师契约的定性、结果报酬的法律限制、接受委托之禁止、律师缄默义务的豁免、律师契约终止权与违反独立性的惩戒等方面分析考察律师独立性的具体保障措施,能有助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信誉、质量——律师事务所生存与发展之本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无庸赘述,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市场经济。而健全的法制又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服务市场。完善法律服务市场的前提是具有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律师制度,同时要求规范化的法律服务市场运行机制,且有忠于事实和法律品学兼优能切实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律师队伍。从律师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看,一个国家的律师能否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是检验其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律师工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发展。目前,全国已有五千多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七万人。广大律师在改革开放中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服务,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为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必须看到,我国     

法律援助供给模式及其改革

法律援助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其本质是一种政府责任。政府应当通过财政供养公职律师,或者通过财政预算等间接方式购买社会法律服务提供给弱势群体。政府应坚持以社会公平为导向,加大财政投入,整合公职律师和法律援助等政府法律服务资源,调动高校法律专业师生等社会法律服务资源,以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刑事法援律师与受援人法律关系之正本清源——以国家责任为视角

我国现有理论对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予以定性的"委托关系论"、"特殊民事委托论"等观点,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性未能从根本上揭示两者关系的实质,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理论上对两者法律关系的误读,导致立法上法条的相互冲突,以及实践中辩护权的行使受到限制。法援律师与受援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探析,应当站在国家责任的视角,从委托关系构成要件和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两者法律关系正本清源,将其定位为法援律师基于与国家的行政合同关系,为具体实现国家责任而单方面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律关系。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探讨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存在会影响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和律师行业的信誉。西方各国律师制度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相关规定不足,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进行完善。     

试论律师事务所赔偿责任制度

已于1997年1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确立了律师事务所赔偿责任这一重要制度以及对律师追偿的制度,由于《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赔偿责任的规定比较概括、原则,因此,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有必要进行探讨。本文仅就相关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律师事务所赔偿责任的特征和构成要件 《律师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由此可见,律师事务所赔偿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未履行应尽的义务,以致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依法由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对当事人予以赔偿的一种责任制度。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这种赔偿责任是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产生的。(二)这种赔偿责任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民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客观归责原则。(三)这种赔偿责任在民事方面主要表现为财产赔偿责任。(四)赔偿的主体具有特定性。赔偿请求人只能是与律师事务所订立有委托合同、并因律师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当事人,赔偿义务人是律师事务所而不是有过错的律师。     

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中的运用

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已被运用到律师行业。在法律法规快速更新的时代,律师相关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应用成为其职业的最大特色。文章运用SWOT分析法,阐释了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运用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优势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法律文书整理工作化繁为简,提供低成本高质量法律咨询。劣势为：适用法律较为僵化,当事人隐私受到威胁,作为机器缺乏与当事人的情感沟通。法治工作深度推进、公民对法律服务需求日益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在律师执业中的运用带来机遇。与此同时,也面临传统观念固化、不具有主体性和发生侵权归责不明等问题,给人工智能在律师执业运用中带来了挑战。应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律师职业发展中的优势,克服劣势,积极迎接外部挑战,规避威胁,从而帮助律师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人工智能技术为律师精准执业赋能。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以法律要件说为切入点

相对于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是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但具体的规则设置并不等同于原则性规定,必须要考虑不同的行政行为性质及所处的不同阶段.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民事诉讼中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基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共通性,在行政诉讼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也可将其基本原理引入行政法律关系中,为完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提供一条新思路.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策略

会见是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法律权利,其关系到律师作用的发挥和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在执业过程中,许多律师感叹在会见方面困难重重。在会见前应如何准备、具体会见时的思路、如何处理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降低执业风险,成为了刑辩律师必备的职业技巧。     

试析律师的专家责任

律师专家责任是因律师的过错给委托人或利益相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由律师所属执业机构依法承担，以赔偿损失为主的民事侵权责任。在认定责任时，应以客观标准为原则，同时视具体情况辅之以主观标准，以增强灵活性，更适应复杂多样的民事活动。     

略论加强对刑事辩护的维护——以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行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完善.为贯彻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应当充分理解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职权机关履行职责之间的共性及差异,对于律师的职业伦理予以正面认识和评价；对委托人有关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是辩护律师的责任,也是现代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法律对此应当全力维护；应通过司法解释落实刑事诉讼法化解辩护风险的原则性规定；刑事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前提是案件首先应经得住现实的检验;对侵犯律师辩护权的违法行为,司法解释应当规定相应法律后果,甚至设置否定生效裁判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论律师的性质及其实现

正确界定律师的性质是完善律师制度的理论前提，而律师性质的实现机制又是律师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现行律师制度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律师性质和实现上仍存在种种缺陷而亟需完善。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一、律师性质的理论根据律师的性质指的是由律师法律服务的功能决定的律师的身份特质，包括律师的功能和律师的身份两个方面。律师功能是指律师作为一种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其理论根据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律师的产生缘于解决社会冲突的需要。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基于一方侵权或者由于当事者双方（或各方）对权利、义务的…     

论律师的职业道德

作为为社会提供中介法律服务的专业队伍,律师已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实现权利的平等对抗,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一直是律师的光荣职责,但同时律师的自我形象不佳,社会评价降低,职业情况恶化等也在困扰着当代律师业的发展。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滋生腐败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尚存在很多问题。想要建设一直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就必须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笔者拟从律师职业存在的问题现象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粗浅意见。     

律师参政议政优势及现状分析

律师是新社会阶层中文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既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执业经验，又具有独特的参政议政优势，近年来已成为活跃在参政议政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一方面律师执业活动的特点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律师在我国的特殊社会定位，也制约了律师更好地参政议政。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政法机关执法能力建设的需要。律师执业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表现为会见权、提出意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投诉权。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执法环境下,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应当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予以重构,以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律师社会责任探微

依据“三分法”的社会观,律师社会责任的范围是被称之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系统即公民社会,责任的对象是民间组织和其中的公民。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路径的国情特色,决定了律师社会责任的性质是对公民社会的政治责任。当下的中国律师业担负着维护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公民社会能动性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崇高职责,建立以“社会法律援助、宣传普及法律、参与民间组织治理、律师建议报告、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为具体内容的行动体系是律师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通过制度建设、标准建立、持续考核为律师社会责任运动提供组织保障。     

简论我国律师法的特色

关于律师制度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律师执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其根本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了使律师制度法制化、科学化,国家制定了律师法。 我国的律师法,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律师法,具有自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