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读

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可能存在误读。麦金泰尔批判康德拒斥幸福概念，但康德只是认为幸福不能成为伦理学的基础；麦氏认为康德对待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既有拒斥又有支持，但康德的目的论却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康德突出了理性存在者的特性；麦氏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逻辑空白和形式主义的，但忽略了具体的道德律令间会存在冲突。面对冲突，应基于具体情境，作有差别的选择。     

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观的改造及启示

受制于自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认知,早期现代性思想事实上并没有理解人类自由的超越性与社会性维度,对此康德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曾试图作出修正,但是黑格尔决定性地扭转了这一局面。通过将现代经济解释为人类意志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领域,黑格尔重新树立了人类理解、掌控自身社会生活,进而以人类整体的力量实现人之自由的崇高信念。马克思高度重视黑格尔自由观的超越性和社会性维度,但又深刻批判了黑格尔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唯心论解释,进而从人类实践的现实条件出发,重新阐明了人类自由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方式。马克思将现代自由观带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重温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对于我们把握自身时代的处境和前途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介于感性与知性:康德、梅洛-庞蒂以及理性批判

康德的批判哲学或隐或显地对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将梅洛—庞蒂的文本理解为:基于生活经验的矛盾结构,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重述,而这一矛盾结构则清晰地存在于康德的先验美学和先验分析当中。尽管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第一版先验演绎的解读影响了梅洛—庞蒂,但是他还是发展出一个在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独特视角。因为梅洛—庞蒂的涉身的(embodied)、生活的综合实际上瓦解了康德对感性和知性的区分,并且最终使得时间感和主体感成为矛盾的轨迹。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矛盾律和时间性:康德先验逻辑的基础

1755年康德认为矛盾律是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而时间性是矛盾律的根本条件,1763年康德在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中发现了两种对立——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成为"先天综合判断"概念提出的基础。进入批判时期,康德认为矛盾律由于同时性的缘故而混入综合因素,因此他对矛盾律的形式进行改造,排除其时间因素,将矛盾律从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降格为一条思维的纯然规则。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的改变,反映了康德对两者关系的长期反思主导着先验逻辑的建立过程。     

康德哲学的离散与交互：语言知性能力之派生

现代西方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将语言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各个哲学流派都很重视对语言的哲学考察，把语言哲学看作其他哲学学科的基础。同样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对后世的影响是重大的，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康德在其学说中认为语言更多地只属于人的知性能力引导下的人的产物，是次一级的．而不是与人的理性、知性、感性能力一样被当作一种原初的能力。本文尝试发掘康德的语言观，并从康德语言哲学与当代语言哲学的离散与交互这个角度进行解读康德语言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希望能对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研究有所启发和裨益。     

德沃金对康德平等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康德平等思想是德沃金平等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德沃金的平等思想是对康德平等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康德尊重人的原则是德沃金重要性平等原则产生的源泉,但德沃金平等思想较康德平等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其二,德沃金的权利平等观深受康德权利平等观的影响,但德沃金较康德更强调少数人的权利;其三,康德与德沃金共同关心的主题是如何把公民当作平等者来对待,但德沃金较康德更注重实质平等与分配正义。     

《淮南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淮南子》继承了先秦诸家关于法的理念,但又注入了新的理解,提出了"以道统法"的法律观;对"无为"作了全新的解释,赋予其积极的内涵,并将其与法治结合起来;强调法律制度应当"与化推移"、"与时而变",以适应变化了的时势;在立法上,主张立法务求简约易知,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可循性;主张贤人执法以及公正无私的平等执法观等进步思想。     

语言、真理与游戏——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游戏观之比较

游戏概念古已有之,康德和席勒将物质性的游戏提升为精神性的游戏。但在西方现代美学中,维特根斯坦和伽达默尔分别创制了语言游戏和艺术游戏的概念。他们将游戏与日常语言运用和艺术真理（意义）解释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游戏焕发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同时,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游戏＂治疗＂了哲学和美学;伽达默尔则通过艺术游戏＂理解＂了艺术的存在方式——他们都以＂游戏＂为切入点开启了自己的哲学、美学新篇章。他们的游戏观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细细考索和重新审视。     

论近代西方艺术游戏观的发端

康德与席勒的艺术游戏观之间理论承继关系至深,借艺术游戏观二人赋予游戏命题前所未有的严肃性,完善和高扬了人的自由和谐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西方艺术游戏观之发轫,对身后艺术游戏论各流派产生了或隐或显、无法逾越的影响,因此分别剖析康德与席勒的艺术游戏论对于还原近现代庞杂的艺术游戏观的理论根基至关重要。     

牟宗三论“存在与时间”——兼评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误置”的“误置”

牟宗三沿着康德哲学的"超绝的形而上学"来重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此来建立他心中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于这个理论动机,他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作出了五个判定,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着不通透和误置形而上学的倾向。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的这种解读恰恰是"误置"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他在吸收康德批判工作的同时又落入到了康德所反对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审美在区分与无区分之间: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康德的主体化美学,强调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审美自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审美区分"思想的基础。但康德另一方面也认为,审美判断本身不等同于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但兼备认识和意志、知性与理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审美判断本身就具备那些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等非审美因素,康德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非纯粹性与功利性,这是康德审美判断的矛盾处。应该重视康德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与非纯粹性之间、非功利性与功利之间以及审美区分与审美无区分之间的悖论状态中所形成的艺术理解张力,艺术真理的生成和被揭示就产生在这种张力中。     

论康德反思判断力的现代解释学内涵

康德是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在现代解释学发展中承担着“历史性的导论”的功能。康德哲学自身中包含丰富的解释学内涵，但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充分的认识。从《判断力批判》的反思判断力概念人手，廓清这个概念与现代解释学的历史关联，将能阐发其具有的解释学的意义空间。反思判断力可看作伽达默尔的解释概念的前导概念，而目的论判断可直接视为康德的解释学。反思判断力的思想仍将继续启发和推动当前解释学的思考。     

《存在与时间》语境下的康德

"康德"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人物关键词之一。本文在《存在与时间》的视野内,试以《存在与时间》的行文为线索,对其中所涉及康德与存在问题、时间问题、"我思"、现象问题等进行论述,并对海德格尔和康德的相关理论有所展开。     

评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把判断分为三类：先天分析判断、后天综合判断及先天综合判断,由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引入康德所讲的第三种判断——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解释先天综合判断的含义及其内容。康德认为数学判断、自然科学中的基本假设和形而上学命题都属于先天综合判断,既是先天判断,同时又是综合判断。     

加强社会建设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深圳的实践为例

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是作为基础的社会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他们广泛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来,才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社会建设的重点既包括大力改善民生,更要着力于建设社会本体。没有形成一个在规模力量和功能作用上与国家、市场相匹配的本体社会,社会管理将会因权力扭曲、缺乏合作及其与市场交换关系的纠缠而陷于困境,失去动力和效率。必须按照中央确定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作、公众参与"的方针,通过以形成公民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建设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近年来,深圳市在推进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沪台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研究：差异、原因及对策

无论是产业成熟度还是国际知名度，台湾创意产业的发展都领先于上海，而且在发展理念、分类体系、盈利模式、管制方式、扶持政策和创意人才培育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与比较优势。这不仅与两地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异的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有关，而且还肇始于两地不同的产业管制体制、发展环境与市场机制，以及人才和教育培养模式等。上海当前正值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关键期，充分借鉴和学习台湾创意产业发展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助推上海创意产业蓬勃兴业。     

家人：两岸关系新文化结构探析

中国大陆一贯坚持以“一家人”的思维来处理对台关系，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后更为明显。本文尝试在社会建构主义三种文化结构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后，结合两岸关系特殊性和中国文化传统提出“家人文化”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观察大陆对台决策思维。其次，本文在分析两岸60余年来所建构和正在形塑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家人文化结构深度内化以后的两岸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形态，并提出形成家人文化结构的若干关键环节。     

文本与实践的悖离——对我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20多年里,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实践对文本的不断偏离,致使村民自治难以充分实现其治理绩效。文章借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制度分析与行动者概念,通过对村民自治生长与变迁路径的解读,合理诠释了其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村民自治的制度文本与具体实践间的悖离,应归因于国家在村民自治的制度建立与实践运作过程中限制了村民的主体性,因而难以实现其基层民主训练的愿景。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凸显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人性目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同时又结合现阶段中国社会实际,赋予发展理论全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实现了理论的升华和飞跃。本文从传统民本思想这一视角,深入分析了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