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论领导的直觉

每个人都知道,在领导活动中,“感觉的”(直觉、判断力、洞察力)是多么重要。但这种直觉是什么性质的?它的地位如何?则是缺乏研究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将“审美的”判断与逻辑判断相区分,将建立在任何一种感觉基础上的判断力与理解的判断力区分开,与推论的、概念的思想和推断分开;它不是依据一种明确的理智方案产生出来的,而是与一些模糊的、朦胧的原则保持着一致,这些原则只可感受,而不能像前者那样清晰地表述出来。康德有时使用另一个术     

论"体系"——以卢卡奇和康德为视点

卢卡奇的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最重要的篇章是"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它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其中关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论述尤为引人深思,而康德关于反思判断力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体系"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之维: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基础

以“理解”为切入点,可以阐明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本质。首先,理解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一般概念,取得抽象思维的最大成果。其次,关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思考既是实证主义内部逻辑困境的必然结果,又是解释学理论自身发展所致——解释学普遍性论点开启了对自然科学反思的可能性。     

自律:康德尊严思想的基石

康德的尊严思想有两大主题.首先,他将尊严的根据追溯到严格的自律概念上,这就为尊严确立了牢固的根据,同时也确保了每个人享有尊严的平等性.其次,康德强调配享尊严的问题,德性作为自律在不同程度上的实现,就是个人是否配享尊严的根据.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康德尊严思想的批评也大多指向自律概念.事实上,这些批评是在误解康德自律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探讨自律概念是正确把握康德尊严思想的关键.     

如何合理借鉴哲学解释学方法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哲学解释学是由伽达默尔提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体系之一。文章从哲学解释学的历史演进出发,指出哲学解释学蕴涵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并将其与唯物辩证法进行比较分析,接着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出现的现实难题进行了剖析,指出应合理借鉴哲学解释学方法。     

康德人格概念的内涵演进及其哲学意义

在1781年前后，康德接受了理性心理学的人格概念，它有着两方面的规定：一是保持灵魂自身号数上同一的统觉的先验统一；二是意识到自身是同一的经验性实体。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康德强调人格性概念的实践运用，由此实现了人格概念的内涵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到《实践理性批判》，康德除了进一步表明人格是以人格性作为自己的规定根据的这一思想外，还将人格概念置于不同的“关系”范畴下揭示出由一般实践理性向纯粹实践理性逐步进阶的自由范畴。到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对人格概念的解释进入到“模态”的范畴层面，明确其实质就是“归责”。深入地把握人格概念的丰富内涵，对于准确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墨家“兼爱”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伦理──兼论康德的和平思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也将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的主题。如何实现这一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就必须跳出当前“国际法”所维持的国际和平格局，走向“国际伦理”的新时代。就目前世界和平的现状及其基本准则而言，其思想基础基本上是西方近代社会产生的“国家权利”观念。这一国家权利观念直接是从康德的“主权国家”引申出来的，而康德的主权国家概念是来之于卢梭的“契约论”，是把“个人权利”概念运用到国际关系上的结果。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产生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国际法”。无庸置疑，现代的“国际法”为当今的国际和平…     

论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概念对象性审美

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生成往往承载着本民族文化符号的能指性对象意义,以及这种符号在本民族反映和表达世界关系中的象征性与隐喻性表达,即民族艺术的生成与表现总是具有感性形式的概念对象性,与纯粹艺术审美具有不同的特点与规律.席勒“游戏冲动”中的“经验美”,康德“反思判断力”中的“自然的理性的合目的性”的“纯粹美”,黑格尔“感性显现”中的“依存美”,分别从民族艺术文本生成的概念对象性审美、艺术象征表现的概念对象性审美与艺术鉴赏判断的概念对象性审美三个方面,阐明了民族艺术感性形式的审美内涵和特征.     

矛盾律和时间性:康德先验逻辑的基础

1755年康德认为矛盾律是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而时间性是矛盾律的根本条件,1763年康德在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中发现了两种对立——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成为"先天综合判断"概念提出的基础。进入批判时期,康德认为矛盾律由于同时性的缘故而混入综合因素,因此他对矛盾律的形式进行改造,排除其时间因素,将矛盾律从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降格为一条思维的纯然规则。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的改变,反映了康德对两者关系的长期反思主导着先验逻辑的建立过程。     

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的解释学”

解释学家利科尔曾把解释学从局部解释学向一般解释学转变以及解释学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变,说成是解释学的“两次哥白尼式革命”。尽管至今并无人把哈贝马斯使解释学向“批判的解释学”转变,称之为解释学的第三次哥白尼式革命。但是他对解释学进行反思,把批判思索引入解释学中去,并依据解释学去重建社会理论,使解释学走向当代社会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这确实是别开生面之举。     

审美在区分与无区分之间: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康德的主体化美学,强调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审美自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审美区分"思想的基础。但康德另一方面也认为,审美判断本身不等同于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但兼备认识和意志、知性与理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审美判断本身就具备那些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等非审美因素,康德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非纯粹性与功利性,这是康德审美判断的矛盾处。应该重视康德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与非纯粹性之间、非功利性与功利之间以及审美区分与审美无区分之间的悖论状态中所形成的艺术理解张力,艺术真理的生成和被揭示就产生在这种张力中。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女神》书写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评价和认知可以明显分为建国初期、"文革"结束初期、80年代以及近期四个阶段。尽管不同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一致认同,但是出于不同时期文学史观和书写思维的差异,每一阶段的文学史书写者对《女神》的书写角度和表述方式也相应存在差异。而对这些"同"和"异"的梳理与研究,既是《女神》接受史的浓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局部"抽样"。     

我国低无罪率的现状分析及根源探究

无罪率分狭义与广义。无论与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罪率长期以来呈现较低水平（不足0．2％），2009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仅0．12％）。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我国低无罪率的状况不会有实质改变。探索低无罪率背后的根源有以下几点：从举证责任角度考虑，我国现行起诉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高度一致是导致有罪判决普遍的主要原因。更多导致我国无罪率低的原因来自法律之外。检察机关的主动撤诉是我国无罪判决少的最重要原因。我国现行撤诉比例在15％左右，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凭借经验将可预见的无罪判决案件通过撤诉等方式使之提前退出审判程序。此外，法律对检查机关职权的规定与检查机关对检察官管理考核的工作制度不完全一致，导致检察官更加关心有罪的裁判结果；无罪推定原则缺失，刑事诉讼配套机制缺失也是我国无罪率低的重要原因。     

牟宗三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性造成道德与知识的紧张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牟宗三会通儒家心性之学和康德哲学,用"一心开二门"的哲学架构,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肯定良知,确立德性的优先性,又给知识以恰当的安排,是牟宗三穷其一生对现代性所作的积极回应。道德形上学的重建无疑再植了儒家思想在现代性中的智慧灵根。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对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述原著的误读。＂读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累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才能发展中国历史学。     

新时期党校期刊的改革进路探讨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学术期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呈现出期刊的发布与传播方式更新、期刊的出版模式更新和"优先数字出版"成为最新的出版模式、期刊的国际化趋势等发展特点。同时,学术期刊也面临着网络化和新兴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严峻挑战,改革已经成为新时期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命题和新焦点。新一轮改革将推动学术期刊向优质化发展、出版方向与定位向特色化发展,期刊之间的竞争还将是出版手段的竞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重要构成部分的党校期刊,同样面临着改革要求,上述改革的方向也将是党校期刊的改革取向,而特色构建则将是党校期刊的改革进路选择。     

"事实-价值"二元论研究——元伦理学角度对"事实一价值"二元论的深化

＂是-应该＂问题逐渐演变为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道德知识的考察从过去的经验论证或先验论证,转向了对伦理语言的结构及其含义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是＂与＂应该＂之间的不同又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事实与价值二元分立,尤其在元伦理学的创始人摩尔及情感主义那里得到更加深入的论证和重大的发展。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善不可定义＂、＂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以及情感主义的无意义的价值判断等思想,是对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问题的补充与发展,深化了休谟问题。     

试析马克斯·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通过剖析了马克斯.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缺陷,进而对其进行了批判。批判韦伯论述的研究视角单一性、"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对东方宗教伦理认识的粗浅性、忽视资本主义的贪婪攫取性、以宗教伦理解决资本主义困境方式的局限性、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的矛盾性。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要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只能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改造为前提。     

“棰楚之下 何求不得”——刑讯逼供观念探究

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在执法中难以治愈的顽症。它有悖于诉讼文明和司法民主的现代性要求,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国际社会反对酷刑、强化人权保障的今天,随着＂法治＂话语在我国刑事诉讼＂场域＂的不断展开,刑讯逼供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文章从关注公安民警的思想意识着手,分析了传统法律文化和思维哲学对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在该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     

浅析扒窃型盗窃罪着手之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规定为独立的定罪行为,因此使得扒窃犯罪成为盗窃罪的特殊行为类型。扒窃型盗窃罪着手的认定需要在坚持实质客观说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和空间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行为的实施对被害人财产法益具有现实而紧迫的危险时,才是扒窃犯罪的实行行为。具体而言,行为人为实施扒窃所进行的"试探行为",已经使得被害人的财物处于随时脱离占有的状态,对被害人的财产法益产生了紧迫的危险。但"试探行为"不能作广义的理解,只能是具有侵害财产法益紧迫危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