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语言、身份建构和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的"邪恶论"

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理论探索之一是对身份(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得到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该体系中的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身份有关.本文讨论了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力量成为建构行为体身份的社会工具;然后把身份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变量,将其放在语言建构的环境下加以认识.本文最后以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为例来说明美国的现当代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到的对"自我"及"其它者"身份的建构.     

日本政界的"新国防族"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直接冲击日本战后50年来"专守防卫"的政策原则。在日本政坛的这一演变进程中,一批被称为"新国防族"的新一代政治家迅速崛起并逐步进入权力中枢。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国防族"推动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同时也会遭遇日本国内外各种力量的约束。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及其对台战略图谋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界始终存在一股反共反华、亲美亲台势力，俗称为“台湾帮”。他们忠实地推行反共反华、亲台政策，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推进和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日本政坛日趋保守化，其反华亲台活动日益频繁、猖獗，极大地影响或左右了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他们的战略图谋是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甚至纳入日本版图，削弱中国的战略竞争力量，从而实现主导亚洲的愿望。     

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

国家行为由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土耳其持有突厥、伊斯兰、西方和外来者等多重身份认同并推崇西方价值观,这些身份认同和观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均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西方文明成员和欧洲国家是土耳其的核心身份,整体上决定着土耳其以西方为导向的对外政策,尽管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偏好和对外政策导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试析小泉执政以来的日本——东盟经济合作关系

本文立足于小泉执政以来的日本对东盟经济政策,探讨21世纪初日本-东盟经济关系的新走向.在回顾小泉东盟五国之行和东盟-日本首脑会议的基础上,分析小泉所提倡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东盟各国对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应,阐述了制约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关系发展的诸因素.     

后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概括为:小泉强化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安保战略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死胡同;安倍的"价值外交""新基轴"虽然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但没有脱离小泉时期的外交实质。福田康夫上台,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亚洲外交路线的终结,但日本的亚洲外交布局总是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走向的。     

小泉外交的国内基础与内在矛盾

小泉上台以来,一方面继续加强日美同盟,推行亲美外交;一方面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采取不买帐的强硬态度,使日本同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的关系越搞越僵。可以说,在日美与日中等日亚关系上,小泉的外交天平严重失衡。那么,小泉外交何以出现如此失衡状况,今后的走向究竟如何?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本文试就此谈点看法。     

话语定位、身份建构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从话语到身份再到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日本在选择与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便在体系、国家与政策议题三个话语层次上,通过“联系”和“区分”两种方式分别构建了中日差异化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借此中国在类属身份上被置于“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在角色身份上被建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在集体身份上被置于“民主阵营”的对立面,并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以秩序为“名”,增强防卫建设,协调伙伴关系;以安全为“由”,开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并加强对华经济对冲;以议题为“用”,实行对华软制衡,同时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以将对华政策“合法化”。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

2017年以来,在中美经贸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逐渐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顺应国际秩序的调整态势,力争维持并增强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植东亚并同中国深度融合,如长期以安全逻辑扭曲经济政策,可能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区安全秩序更趋复杂。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保守化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压力,中日两国应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秩序平稳过渡,以多边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三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自任职以来,影响日益扩大,是当前日本政坛人气最旺、影响最大的年轻政治家,也是"小泉之后"呼声最高的接班人.他所标榜的"新保守主义治国理念"比小泉的保守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显具有其外祖父岸信介"强国论"的鹰派印迹.     

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的民族主义

小泉、安倍政权的内外政策表明,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主导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走出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是日本当前的主要目标.日本仍然要保持日美同盟,不会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战前不同,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但也有为右翼势力操纵的可能.因此,必须关注和研究日本的民族主义趋向,认真应对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小泉内阁的政策取向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小泉内阁对内对外政策取向，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意欲修改和平宪法，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主张，无疑给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发展，尤其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新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 “正常国家”却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也不断扩大的日本。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国家身份、集体身份与激励机制——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动机分析

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身份构建、国际机制功能等学理逻辑,旨在厘清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核心动机。根据建构主义强调的本体认知到“他者”反馈的身份构建路径,文章对巴西的国家身份和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分别从自我认知及国际社会反馈两个视角进行了解析。相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金砖国家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而且对巴西拓宽国际议程、提升国际影响力认可度都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来巴西外交导向“右转”明显,但基本延续了前几届政府的金砖合作政策,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印证,金砖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是巴西参与该机制的最核心动机。     

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演变及前景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武器出口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武器出口三原则"(下称"三原则")为标志的限制政策。该政策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保障,并有助于日本对外树立和平主义国家形象,成为其和平国家的招牌,但同时也导致日军工产业"加拉帕戈斯"化。12014年,安倍内阁决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以此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日本武器出口新指针。     

试析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扩张——从“反海盗”到“保卫”两洋海上通道

本文通过研究日本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及其实施状况,论证2001年小泉首相倡议缔结亚洲"反海盗"协定以来,日本立足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和索马里亚丁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反海盗"为契机,构建海上安全合作框架,逐步扩大军事和准军事存在的战略性举措。同时,深入剖析安倍政府宣示"保卫"海上通道的方针政策,解读安倍任首相一年多来极力推进的海上通道战略外交,总结日本加强两洋战略扩张的特点。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外政策的调整

从1986年开始,越南党和政府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并以此作为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指导。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政策,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总的来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的对外政策不断朝着务实、灵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     

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

印度基于其权势基值,特别是从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和"婆罗门"等级世界观出发,把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指引下,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全球体系这三个层面推行均有明显二元特征的战略,即基于"地区核心国家"的身份定位,在南亚反对印巴间的均势政治;基于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在亚洲推行对华均势政策;在全球体系上,对美国而言,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中大国,则有意无意地扮演"有限的挑战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