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

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明确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依据我国乡村精英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乡村治理精英可进一步细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采取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强大时,乡村治理逻辑应当依靠充分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弱小时,基层政府应当着重运用官僚体制自身的理性力量,发挥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的积极功能。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文章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生产合作实行集中管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基层创新完善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民主协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个阶段。其治理的演绎逻辑体现为始终坚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围绕农民诉求推进乡村治理,围绕农民权利实现治理与自治互动,围绕基层创新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优先方向;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农民力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回应农民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新乡贤：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自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关"新乡贤"纳入乡村治理版图的研究从未间断,学界将"乡贤回归""新乡贤"下乡视为政府主导下的精英结构再造工程。针对"新乡贤"的产生可以从政策招引、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三个角度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对新乡贤群体的组织形态——"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及其绩效进行讨论,发现目前新乡贤有效治理的运作模式属于"吸纳性治理"的类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治理资源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耦合,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实现乡村治理中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凸显和被重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为此,必须通过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法制,理顺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乡村治理主体的权限和职责范围,充分发挥乡村主体多元治理的合力,以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论社会关联与乡村治理

农村社会关联的缺失 ,造成分散农民难以从对外交往和对内合作中驱利避害抑恶扬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法治建设还不足以满足村民对秩序与协作的需要时 ,估量农村社会关联的状况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乡村治理中宣传标语的功能效用与问题治理

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借助标语的宣传引导。标语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支"轻骑兵",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政治维护、政策宣传、目标解读、社会凝聚和语言传承等功能。但是,在个别宣传标语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缺乏人文关怀、有违法治精神、书写不规范、散滥且不能落实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使宣传标语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加强对宣传标语语言、语法与内容的监管,加强对标语发布者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加强对标语内容的落实工作。     

我国乡村治理变迁与现代化转型路径研究

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未来趋势及内在约束看,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逻辑起点,以农民、基层政权、国家为关键治理主体,以效率、平等、稳定为基本治理目标,将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增强治理成效的过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就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在城乡一体化和协同治理原则下,破解阻碍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