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制度——以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问题为视角

随着我国审判实践的发展,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法官、律师及相关学者的重视,证人出庭制度将如何适用,是民事诉讼法立法以及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将从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现实问题着眼,对我国现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行进分析,针对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出建议,以更好的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法律问题的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对公正、合理、高效地审理刑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是证人出庭作证在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如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平衡等问题。笔者就如何完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提出个人之言。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对策研究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证言证实犯罪是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保障我国刑事案件诉讼公正性、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现阶段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增添了证人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等制度,但我国当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只有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等探究造成这种现状的起因,才能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刑事诉讼,同时也是保证刑事证人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本文拟对当前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探讨新时期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予以哪些优化与改进。     

中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激励机制反思与重构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影响了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导致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在于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激励机制不健全。解决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问题的对策在于借鉴法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成果及外国法治发达国家、我国地方的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激励机制进行重构:合理界定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行为的法律属性,强化对刑事证人的法律保护,增设我国纯正证人出庭作证的奖励机制,完善我国不纯正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惩罚机制。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立法原因透析

本文简要的介绍了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现状,并从立法方面分析了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相关原因。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研究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难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完善我国证人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完善立法、加强对公民的法制定位和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证人保护制度是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关键性措施之一.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且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这种立法上的不尽如人意使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导致证人作证制度虚无化,因此亟待重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权利和责任能否得到确定的关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在控辩式审判方式中产生了新的举证主体─—公诉人（控方）和辩护人（辩方）。控、辩双方在向法庭举证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力度不断加大，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不引向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证人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仅从证人出庭作证的现行立法、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亟待完善证人出庭…     

为什么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兼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基本思路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解决此问题的主要倾向和理论基调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此立法思路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从本质上看,这一思路没有理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正确关系,缺乏社会伦理道德上的合量性,也没有准确把握证人证言发生的内在机理。解决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定位证人的法律性质,由证人的法院属性向当事人属性转移;同时,改变证人作证的立法模式,由法院强制型向当事人引导型转变。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道难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心理、经济、社会以及现行立法上的原因,文章在分析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带来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明确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完善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等等。     

Ultimate opinion proscriptions: A cosmetic fix and a plea for empiricism

In recent years, ultimate opinion testimony given by mental health experts in insanity trials has come under strident criticism as an unwarranted incursion into the legal are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erits of such criticism and concludes that attempts to eliminate such testimony will not achieve their intended goals but will obscure more substantive issues inherent in insanity evaluations and subsequent testimony. The article then recasts problems in expert testimony in a broader conceptual basis buttressed with empiricism.     

论科学证据、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三者的关系

与科学证据有关的法律概念主要有大陆法的鉴定意见,以及英美法国家的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与专家证言之间,由于具有不同的证据法原理,不具有可比性。在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应是专家证言的下位概念;在大陆法国家,科学证据与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与鉴定的法律定位密切相关,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明确这一点,有利于厘清我国科学证据的相关法律定位及其与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     

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完善——以浙江省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制度作了细致改进,同时明确了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和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运行状况不甚理想.据浙江省司法厅统计,2013年该省办理涉及诉讼的司法鉴定36 832件,但鉴定人出庭作证只有167次,出庭率仅为0.45％.新的诉讼法对于促进鉴定人出庭的努力收效甚微.结合该省工作实践,运用实证调研的方法,探究鉴定人出庭制度实施的现状和鉴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司法实务中用法律精神病替换临床精神病的思考

对《刑法》第18条"精神痛"的理解,法学界和医学界的一些人观念中有整体偏差,致使法律对健康人群的保护不够,纠偏的有效措施是用法律精神病替换临床精神病。     

中世纪欧洲法医学溯源

法医学是应用病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其他医学科学理论和技能解决法律问题,为侦查和审判提供证据的科学。法医学学科属性是医学,其目的是解决法律问题,因而法医学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性。现今,我们对于法医学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而对其人文学科属性却有所忽视。当代西方法医学起源自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当时罗马法和教会法占统治地位,它们没有设立陪审团制度,而且允许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英美法系的司法审判程序设立了陪审团制度。在这两种司法体制下,法医医学证言、证词逐步形成了两种形式：英美法系控诉式诉讼体制下的言辞证据形式和罗马法诉讼中纠问体制下的书证形式。本文将对中世纪欧洲的法医学进行溯源研究,从欧洲法医学的起源和发展角度,完善法医学史研究内容,为世界法医学史比较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诉讼中证人证言证明力探析

证人证言证明力是证人证言对案件起证明作用的关键,就我国诉讼理论和实际而言,由于证人作证意识较差、法律规定的漏洞或相对笼统、司法人员应有素质的欠缺等原因,致使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差。为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证人证言证明力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从理论上探讨了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标准及其重要性;从取证、查证、认证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我国诉讼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现状;并提出了提高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途径。     

英国证人制度评介--兼谈我国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证人提供的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对于法官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英、美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资格、证人权利和义务以及证言的提供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目前民事证人制度方面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证人制度的构想。     

论司法鉴定人资格

司法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而明确司法鉴定人资格是完善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前提。在对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控制上我国一度处在规定不明,审查不清,制度混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许多案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反复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通过比较国外相关制度,梳理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若干建议。     

Expert testimon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ethical problems surrounding expert testimony depend directly on the historically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scientists, on the one hand, and society on the othe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n modern experimental science was beginning to emerge, it drew upon legal experience to bolster its methodological argumen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fter the successes of Sir Isaac Newton, science gained in authority, and even in law courts the epistemological authority of science went unchalleng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re empirical sciences, such as chemistry and physics, entered the courts, and juries found the testimony of experimental chemists and physicists useful for their decis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ntered the courts. Pushed by Hugo Munsterburg, who saw in legal recognition a way of advancing psychology as a scientific professio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n the courtroom raised ethical problem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that are still matters of controversy.     

专家辅助人管理模式研究

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制度正在悄悄改变现有的诉讼格局。通过专家出庭质证,改变了法庭对鉴定意见盲从的现状;但对专家辅助人监管的缺失使法律界人士担忧,其不仅违背法律对诉讼参与人应当监管的原则,也为该制度的正常适用埋下隐患。通过对专家辅助人是否应当管理、如何管理和怎样管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当前阶段只适宜采用审判管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