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证人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的七大证据种类之一,它与书证等其他证据种类相互印证,对证明案件的事实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司法活动中,对证人证言制度一直未有足够的重视,立法简陋,司法实践中法律约束力不足,致使证人拒不作证或拒不出庭作证,证人作伪证以及证人证言反复等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使得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匮乏。影响了当事人正当诉讼利益的实现。同时,增加了审判人员查证的负担,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办案质量。证人证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它在民事诉讼中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种不平衡状况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妨害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那么,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呢？对此,本文试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借鉴外国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以此推进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简论中国古代证人制度

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由于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我国古代在对证据的搜集及调查取证方面受到限制,因此证人证言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证人证言的阐述,具体分析了中国证人资格、证人提供及对作伪证者的惩治,从而总结出中国古代证人的地位低下;折射出我国封建社会律条的制定,根本在于对伦理纲常的维护。     

对完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本文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中证人作证难、出庭难的问题,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保障政策,寻求证人出庭率低的解决措施,以及鼓励证人出庭作证的方法作出探讨,以期达到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愿景,寻求民事诉讼案件的证人证言（证据）的真实、有效性,从而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是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证据的所有种类中,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司法官吏定案的主要依据之一,由于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或缺的证明地位,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制度即证人制度。     

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在民事诉讼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案件的审判都必须以证据审查为基础。作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民事证人制度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判决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证人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对民事证人制度不够重视,致使民事案件审理实践中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作伪证以及证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证言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妨害到司法公正与效率,并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准确评判当前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构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证人制度体系很有必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反思与重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构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之一，对查明事实真相，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事诉讼法》第72．73、74条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费用承担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革证人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严重阻碍了审判方式改革。鉴于此，本文试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危害进行分析，通过对各国和其他地区的证人出庭制度进行考察，提出改变这一现状的制度构想。     

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程序公正的保障。但是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伪证等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法院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也影响了法院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本文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且对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提出了几点完善的建议。     

论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一种重要的证据种类,但证人证言具有主观性的特征,所以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显得非常关键,本文着重探讨了法官应从具体方面如何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缺失及修正

证人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人制度,但不完善。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证人制度为中心,结合相关国家的立法例,提出作为证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法人不应当作为证人;无论证人年龄如何,均有作证的资格;我国证据立法中应当建立保障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和证人拒绝出具证言和出庭制度,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证人证言制度探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证人证言制度是整个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一个成熟代表,它具体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对证人调查取证的过程,为当时的司法审判中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源,并因为证人具结之规定,使得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得到提高,从而保证了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     

鉴定人出庭质证规则的比较分析

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原则,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规定,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司法公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此,应借鉴两大法系的立法,确立鉴定人出庭、陈述、质证内容以及专家辅助人参与质证等,并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时予以体现。     

Truth-Bonding and Other Truth-Revealing Mechanisms for Courts

In trials witnesses often gain by slanting their testimony. The law tries to elicit the truth from witnesses by cross-examination under threat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for perjury. As a truth-revealing mechanism, perjury law is crude and ineffective. We develop a perfect truth-revealing mechanism, which exactly offsets the gain from slanted testimony by the risk of a possible sanction. Witnesses testify voluntarily under the mechanism. Implementing an effective truth-revealing mechanism requires a witness to certify accuracy by posting bond. If events subsequently prove that the testimony was inaccurate, the witness forfeits the bond. By providing superior incentives for telling the truth, truth-bonding could combat some distortions by factual witnesses and interested experts, including junk science.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由“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法理学视角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问题研究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立法存在问题是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最主要原因。从法理学视角来看,这些问题表现为违背法制的统一性,法律的调整机制远未建立,立法技术欠缺科学性等,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予以完善,使证人愿意出庭作证。     

论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制裁

对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予以法律制裁,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最新司法解释亦未补充,司法实践中便无法操作,这成为我国证人出庭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文章结合国外立法例,对目前学界提出的几种对拒不出庭证人的制裁措施逐一分析:排除证据使用,符合我国目前审判方式改革潮流及证人证言证据的特点;承担诉讼费用亦符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罚款是国内外普遍接受的方式;拘传与拘留在我国目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罚制裁则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宜采用。     

论司法鉴定人资格

司法鉴定人制度是司法鉴定制度的核心,而明确司法鉴定人资格是完善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前提。在对司法鉴定人的资质控制上我国一度处在规定不明,审查不清,制度混乱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许多案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反复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通过比较国外相关制度,梳理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的若干建议。     

论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制度的构建

专家证人制度主要是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制度,功能是弥补法官在专业知识上的缺陷,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专家证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初露端倪,而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盲点,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刑事司法发展的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引进专家证人制度,强化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应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同案被告人口供的证据价值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同案被告人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不具有证人资格。随着世界范围内证人资格的扩张,案件的利害关系逐渐与证人资格脱离开来,同案被告人开始取得了作证的资格,其供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当然,同案被告人与案件利害关系的强弱影响到其证言的证明力。具体来说,同案共犯之间由于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而同案非共犯以及非同案共犯与案件不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其口供证明力较强,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依据。     

民事证人评价制度的技术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理论一直以来以中立证人观规定、理解证人,也以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作为判断证人证词证明力的重要方法。其实证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方式上与案件或当事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中立的证人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同时与现代诉讼制度改革是异质的。为此,应在反思传统中立证人观的基础上,确立与之适应的证人评价法,这就是矛盾评价法。     

关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 ,证人不出庭现象的大量存在有其必然性。试图以立法强化对拒不出庭的证人制裁虽有助于促使证人出庭 ,但亦不能根本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被强制出庭的证人仍然会以未看清或已遗忘等为由拒绝提供证言 ,使司法人员真假难辨无法处置。因而 ,设定必要的法律条件 ,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和使用其庭外证言十分必要。正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 ,合理界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以及严格规范不出庭证人在法院之外提供证言的程序 ,应当成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