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扩散中的跟进应对与竞争策略——基于黔、鄂、渝、辽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探索性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赛道。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先行省份的改革经验与创新扩散,忽略了非对等结构下“跟进型”地方政府政策转移、技术吸纳、创新竞争的策略行动。基于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包含“府际竞争度”和“创新行动力”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跟进策略划分为“竞争-扩充式”跟进、“学习-在地化”跟进、“吸纳-协调式”跟进和“观望-被动式”跟进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实践样态。对比发现,贵州、湖北、重庆、辽宁四地政务服务改革的扩散跟进在范围、路径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压力驱动-对标竞争-创新示范”是地方政府创新跟进的一般逻辑,也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和“为创新而竞争”的双向竞争格局。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地方路径：基于“资源-压力”模型

在中央的顶层部署和努力推动下，各地政府纷纷推动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就其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治理成效而言，各地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本文以31个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方式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混合方法集合理论，基于“资源-压力”分析模型，实证探索影响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和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基础资源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创新资源和社会压力能够有效带动数字化转型。以“资源”和“压力”为轴建立类型学分析矩阵，由此产生双向驱动型、资源依赖型、社会压力拉动、创新资源刺激型四种转型类型。总体而言，我国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资源和压力相互依赖作用的结果，资源是塑造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提，但压力也在调适着资源对于转型程度的影响。     

数字政府替代电子政务了吗?——基于政务信息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北大核心CSSCI

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数字化转型催生着政府治理模式不断变革。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无疑是期间以技术之治赋能政府之治的最耀眼的两大利器。那么,数字政府替代、补充还是升华了电子政务已有形态?这倍受实践部门关注,也值得学术界及时进行理论探索。本文基于政务信息化和治理现代化的分野剖析了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的叙事逻辑,从“大历史”、“小历史”两个视角归纳提炼出数字政府是电子政务发展的继承和升华,两者将长期共存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结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立足机构赋责、技术赋能、数据赋权三个维度勾勒刻画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继承发展的一般性解释框架,有助于解决目前两者继承发展的理论困顿和实践进路。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我国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的多维审思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文献回顾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的概念,选取5个团队的代表性评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观察与思考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走向,进而从理论、内容和价值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分化与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推进当前我国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合力,为缓解服务“内卷”,释放治理效能提供有效方案。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政府服务数字化治理评估体系”的应然框架,即融合、创新与重构,也是未来的研究进路。     

城市数字治理中的信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在信息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信息立法和伦理约束滞后、政府与社会沟通机制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集中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污染、信息失控、信息鸿沟的“信息异化”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主导地位、政治权威与统合效用等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影响。为此，需要基于系统性思维重视社会信息生产、传播、加工、利用的各个环节，通过提升信息生产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强信息异化预警和管控能力，建立对信息传播的制度监管和伦理规约，以及改进政府信息沟通和舆论回应能力，全面优化城市信息环境，有效化解作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副产品的“信息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项目制与服务型政府转型：制度演化中的异化北大核心CSSCI

项目制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家治理形式,然而目前对项目制的讨论均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转型,而这也就无法清晰看到政府行为逻辑在制度演化中的异化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1995-2006年转型因子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僚自利主导了服务型政府转型,具体而言则包括政治晋升、财政激励和权力扩张。官僚自利导致了政府转型的异化,由服务型政府物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主导的整体性政府变革逐渐为技术性治理所替代,这是项目制兴起的根源,也是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变革所遵循的"双轨制"逻辑的根源。因而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项目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项目制运作应当慎用。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政治架构中的常规性制度治理对于促进国家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通过新兴信息技术对政府的结构、职能和管理方式进行改进,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各国政府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新兴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国外运用新兴信息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运用信息技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模型构建与治理思路

跨境电商产生的信息管理问题层出不穷,而元宇宙为解决跨境电商信息管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技术维度与机制维度看,元宇宙与跨境电商信息管理具有较高的契合性。结合“信息场-信息生态链-信息生态圈-信息生态系统”逻辑,构建了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场、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链、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圈及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针对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的治理问题,提出了横向协同治理、纵向协同治理、内外协同治理和虚实协同治理的理念,认为应发挥政府主体的治理效用,尤其要加强政府在元宇宙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构建及运行中的引导与监管作用,通过元宇宙技术规避跨境电商信息生态系统的权利失衡问题以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效用。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基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进,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时代。然而,数字政府理论建构却滞后于数字政府实践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政府的概念和形态,但仍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以界定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和治理模式,更鲜有研究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性实证评估。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入手,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OPCE理论框架,原创性提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利用定量、定性和大数据等方法评估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01个大中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进而探析了治理规模、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机理,验证了评估体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