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种解释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在绩效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绩效损失现象。既有研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解释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高低问题,但相对忽视了绩效损失的类型化和政府结构的层级性。本文尝试构建“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层级政府技术执行的互动过程如何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Y市的案例说明,在技术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的激励失衡、中间政府的目标替代和基层政府的拼凑应对所形成的层级缝隙,最终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具体表现为使命型、工具型和权益型三种类型的绩效损失。这一发现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问题的认知,并为提升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绩效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跨纵向层级”网上政务咨询互动模式及改进策略——以F部门事项为例

<正>一、问题的提出合作是以实现共同目标为导向的共同行动^[1],“协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就政府部门协同来说,协同是指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与一致行动^[2]。数字政府的发展是政府内部各层级协同共治的过程^[3]。从已有研究来看,政府间协同和协同治理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仍然围绕政府组织间主流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包含从更高层级到地方不同层级的纵向整合以及不同功能的横向部门整合两个方面;二是各政府服务平台在架构上趋于平台化模式,将其作为数字能力的基础配置,目的是通过数据平台或载体上的信息和数据传递价值,促进政府间扁平化与互通融合。而搭建数字化平台必然吸引公众参与,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互动平台中收集并回应社情民意。三是重视数据资源体系的开放共享,将其作为当下打破部门主义割裂和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实现数字政府建设“敏捷高效、智能精准”目标的有效方式^[4]。     

数字平台何以驱动政府回应性治理？——基于Y市“一接就办”平台的案例研究

“平台”是数字政府的关键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组织属性、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很少以微观行为视角探讨平台推动政府回应社会的深层机制,从而忽视了科层与平台互动共生的行为机制及其表现。基于科层与平台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流程式整合”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透析Y市“一接就办”平台实践经验,探究平台运作、科层组织行为与复杂社会治理的关联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复杂社会诉求,平台通过工作流程的生产、运行、办结或重启的完整闭环“统合”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行为,驱动条块组织围绕诉求调整职责、展开协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反映和监督评价,由此调适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实现复杂社会的回应性治理。研究结论为分析科层与平台的互动共生提供了一个“流程式整合”理论模型,可为深化平台实践探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字治理领域的政企合作及风险应对

政企合作下数字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政务电子化加速、财政资金和技术短缺、数字化建设和运营治理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各国因数字治理应用项目不同，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合作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合作效果，并面临着具有共性的风险和挑战。这种风险与挑战具体体现在政企双方的履约风险、政企合作的传导放大风险和内外部网络攻击下的信息风险三个方面。鉴于此，需要在政企合作领域的数字技术选择上注重成熟度和安全性，并加强应用监管。同时，在应对数字治理的复杂性方面达成社会共识，建立数字服务机会均等化目标。     

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中的跨域合作：基于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间应急管理合作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如何构建高效的组织合作网络是地方政府战略管理的关键所在。组织间网络是区别于官僚制和市场机制的一种新型治理机制，该理论的研究为组织摆脱僵化的组织壁垒和恶性竞争，开拓新的价值空间，实现内生性与外生性协同增长提供了新视角。利用组织间网络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考察政府间应急管理合作的演进和驱动，有利于消除组织间发展的阻滞因素，促发应急管理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江汉:社区建设的模式创新

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模式，概括地讲，是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具体说，就是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 一、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模式 江汉区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选择经历了一个实践反思与理论思索的过程。实践反思与理论思索主要是针对两个问题展开的：（１）从１９９０年以来，为什么居委会不能体现自治组织的性质？ １９９７年开展“学上海兴武汉”以来，为什么居委会作为政府一只“腿”的地位…     

企业码:双循环格局下政府数字化服务企业的新探索

当前正值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期,营商环境的改善是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而改善政府数字化服务企业的现代化水平是提升营商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以最早推出"企业码"的浙江省为典型案例,首先梳理浙江省建设数字政府、提升企业服务质量的实践历程,然后聚焦诞生于新冠疫情下的"企业码"生态系统,从结构功能、模式效能与体系机制三方面具体分析浙江省数字化服务企业的前沿现状与创新探索,最后针对当前数字政府服务企业平台建设及实际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优化我国数字政府涉企电子政务信息平台机制、基于高效的政企合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借鉴参考。     

从“整体性服务”到“智能体服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带来可能。在分析从“整体性服务”到“智能体服务”模式变革的基础上,提出“智能体服务”模式的概念及要素,即以“政府+技术”为核心,构建以智能联接、智能中枢、智能应用、智能交互四要素为支撑的“智能体服务”的基本框架,并结合地方实践案例,分析出智能体服务创新的四种模式——统筹运营建设模式、数据融合应用模式、业务场景导向模式和多元主体参与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政企服务数字空间的区域融合服务模式研究

通过创新电子政务的建设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本文从区域政府中最为常见的政企服务入手,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出发,引入政企服务数字空间概念、实现原理和架构组成的详述,并从服务供给、生态系统和技术架构等三个角度深入研究了基于政企服务数字空间的区域融合服务模式及其特征,并就这种模式可能对电子政务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摘要: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公众参与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蓬勃展开，绩效评估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在政府改革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成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助推器。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中，形成了南京市“万人评议政府模式”、甘肃省“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和公众网上评议政府模式三种典型的实践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众参与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实践素材。     

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最新进展

地方政府间合作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有了新进展,呈现出组织类型众多、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领域制度化与务实性等诸多特征.未来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发展趋势,将注重信任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创新多中心网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发展轨迹,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抉择之结果,而利益诉求则是其内在运行逻辑.     

中原经济区政企信息共享机制研究

信息是决策的前提,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信息支撑。政企信息共享机制缩短了信息传递的通道,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具体包括合作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五个要素;在政企信息共享方面,公共信息可采用政府-企业的模式,准公共信息应采用政府—信息企业—企业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政府职能评析基于长三角区域内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视角

从改革以来长三角区域内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深入评析了长三角区域内“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上海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政府作用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试图为促进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并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国家引导与自主建构：地方政府如何发展合作关系——基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案例追踪

地方政府合作是化解区域性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关于地方政府合作因素的考察,缺少对地方政府合作形成和演化的长时段、历时性的纵向研究。从地方自主性的视角出发,基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合作案例的二手数据收集,采取纵向案例的过程追踪方法,探究地方政府如何发展合作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机制部件推动合作关系的发展：合作发起阶段的共同愿景塑造和非正式互动;合作整合阶段的内部渐进式整合和外部合法性拓展;合作制度化阶段的国家引导和地方自主双向互动。这些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地方政府合作关系发展过程的理论认知。     

质量改进与顾客互动机制在制造企业的具体应用

本文就质量改进与顾客互动机制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结合对深圳市宝安区其中两家企业推行互动机制的实践,提出了“四结合”原则,指出企业应树立“互动意识”,建立“互动战略”、“互动文化”、“互动组织”,通过PDCA循环实现互动体制,并就互动机制中的一些具体策略进行了探讨,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建立和实施互动机制。     

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化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模式是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同类型的一般描述,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由于政府财政的扶持是优化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选择,农村金融的支持是优化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前提,因而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化模式应在其一般模式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财政扶持与农村金融支持的内容,使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得到优化,形成“政府财政＋农村金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优化模式。因此,完善政府财政扶持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和构建农村金融支持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体系,是决定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也是关系到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现代化农村中发挥更好作用的重要措施保障。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