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观

新型国际关系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它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继承和总结新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经验,批判吸收当代全球政治理念,其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这一思想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具有鲜明的逻辑性、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和中国特色。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必须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等理念原则,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新型国际关系观的提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从前景理论视角看美国的对华战略*

前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心理渊源,从该理论中 “风险预警”、“框定效应”、“沉没预警”、“确定迷思”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美国无视中国在 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试图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霸权更迭等维度解读中国的权利 诉求。显然,这种思维有悖于两国所倡导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 就美国而言,它需要换一种 角度或视角思考中国的实力发展及其在全球治理、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中国而 言,国家在发展的战略上要善于运用国际规范或干预机制化解误解与错误知觉,在国家责任、国际 关系、全球利益几个层面做到有效的均衡。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拉美的政策与实践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以中国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加强外交顶层设计和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种特色最鲜明的体现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同时借助文明交流互鉴,将追求中国梦同他国梦、地区梦相契合,以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理念指引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亮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约4年时间里先后3次出访拉美,并将与6个拉美主要国家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凸显拉美在中国外交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中拉论坛机制的建立和2016年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的发布意味着中国对拉外交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也预示着中国拥有了一个确定的对拉政策长远目标,即构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对拉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对拉外交实践的方向。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理论探索

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也符合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从长远看,也有助于推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化分析对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从国际关系结构的系统演化、第三方国家的发展供需与国际援助的不足以及比较优势这三个角度来对第三方市场合作进行理论性分析后认为,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可以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而且还可以帮助“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更大的空间,对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一带一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包含了国际维度的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一个对现有国际合作模式的探索性调整.“一带一路”之所以出现,与全球经济地理变化、产业调整、全球秩序失效以及民族国家角色变化等时代趋势有关.时代趋势赋予了中欧新的合作空间.中欧“一带一路”合作同时体现了时代背景和中欧关系自身逻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体现了较强的“中国规划”色彩;“互联互通”成主要抓手;展现国际秩序合作的可能性;呈现出“多速”和“多维”发展趋势.中欧双方未来在经济融合、构建国际秩序以及文明互鉴等方面合作前景广阔.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CSSCI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走向及其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

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其双边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迈进新阶段,双边合作翻开新篇章。然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于2017年重启,2021年升级以来,其呈现了不断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拓展合作范围、以“QUAD+”扩容增员的发展走向,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地区秩序、安全形势、战略互信和相互依赖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升级。因此,中国需要予以关注,多措并举,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三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把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使中非关系始终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亮点.在三代领导人时期,中非友好关系经历了基础期、调整发展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本世纪初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前三代领导人的对非思想和政策,将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推进到全面深入合作的新阶段.     

印度区域间合作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新兴大国参与和主导“区域间合作”作为国际关系和区域治理中的既存现象，既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兴大国积极参与构建多边合作机制的一种努力。印度在亚太地区参与的区域间合作具有一系列典型的特征，这既是印度外交特点的显现，也深受亚太区域间主义发展的影响。中印的共同崛起使得双方应重视在现有区域问合作框架下，认识到彼此模式的差异与共性，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亚太区域间合作进程并进一步增强以亚太为主体的洲际间互动。对于中国而言，增强区域间合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首要问题。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公共产品视角下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过去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五通”及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分别提升和拓展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     

有关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几点思考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新主题。巩固并推进我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全局的基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要完成的基本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需要有新思路。包括利用好新的技术成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重视新机制的作用和清醒认识中国新的定位。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应注意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也应强调“韬光养晦”的政策。     

南非峰会与金砖合作新愿景

在国际安全局势动荡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前景未明，经贸领域泛政治化与泛安全化逆流涌动背景下，金砖国家始终秉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初衷，机制韧性经受考验并实现历史性扩员，进入转型升级新时期。站在新的起点上，金砖国家内外发展动能同步增强，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可持续崛起探索新模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共同安全。中国积极践行金砖精神，与金砖成员团结自强，以务实合作更有效落实“金砖方案”，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地区经验、秩序重构与战略再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以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双方合作硕果累累。以2018年“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为分界点，共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重点完成战略对接并启动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率先转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共建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加强发展共识、利用多层次合作机制、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双目标等地区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未来，虑及中美博弈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环境，尤其“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并加以遏制，中国应从地区秩序重构的战略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东南亚的实施方案，以期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试析恐怖主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恐怖主义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数。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改善和充实了大国外交,调整和巩固了周边关系,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在应对海外中国公民遭遇恐怖袭击问题时体现了中国“外交为民”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