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与构建路径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面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多重挑战。着眼于信息时代下的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新范式超越“零和博弈”旧模式，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须坚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安全、责任和利益共同体。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核安全治理赤字、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低碳转型需求以及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强化政治投入、国家责任、国际合作及核安全文化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坚持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为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为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变化、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而不断创新，它弘扬了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倡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品质，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中国与周边共同发展的核心内涵，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实践中，中国周边外交重视元首引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新安全观与区域安全合作，强化人文交流，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探析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新理念。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要义，包括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建“一带一路”，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重要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指导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取得突出成果，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澜湄水合作的守正创新与包容性次地区秩序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倡导、澜湄六国共同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成为次区域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在水资源合作领域，富有澜湄次区域特色的治理叙事与实践正在形成。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治理叙事融汇古今中外和地区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上下游国家利益，践行“共生、共治、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与之相应的治理实践则形成兼顾开发与治理、自主与开放并重的特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竞争性的叙事模式和偏狭的实践模式。面向澜湄合作“金色5年”，中国宜以水资源撬动多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水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构建包容性次地区秩序与高质量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实践,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加大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拉关系发展需求、拉美一体化驱动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拉美一体化中的分歧、中拉贸易中的同质化、美国因素的干扰、地理距离遥远与文化隔阂等,都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空维度下,中国应在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中拉合作框架为整体指引,以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为主线,以强化质量与增进互信为目标,与拉美国家携手共进,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求明显提升。顺应时代变革、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议程：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共同利益扩大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与此同时，回应和解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由此，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共同点”、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擦亮中非合作的“亮点”、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增长点”,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研究重点与路径建议

目前,全球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重大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和动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因而面临新的内外政治形势特点,客观上要求国内学界不断强化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等九位国内知名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他们认为,该议题的核心意涵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重大问题,但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偏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践路径均无法适应新出现的大变局。鉴于此,国内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必须打开新视角,必须体现出东方智慧:一方面在"变""改""建"过程中努力处理好"四大关系",即新与旧、中与西、宏观与具体以及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还应当尽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借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以获取更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深邃、实践丰富、意义重大,体现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辩证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生;以元首外交与主场外交为引领,扎实推进中国外交议程;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超越权力转移范式误区,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