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反应的伦理分析

审美反应通常相对文学欣赏而言,在文学作品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有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分,审美主体作用于审美对象产生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的积累形成作为审美主体读者的审美反应能力,据此能力,读者可分为实际读者、理想读者、知识读者、意向读者、超级读者、隐在读者等。通过阅读介入,读者有能力为自己找到隐藏于本文深层结构中的信码,读者的介入是完成本文的基础。对审美反应的伦理学分析是反对误读和曲解并区别于阅读的陌生化效果,使读者的审美期待能尽可能在恰当或正确的意义上重构作品、理解并解释作品,从而正确地对待作品的全部要素。     

现代启示录——解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启示》中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读者角度出发，以作者和作品为依托，对弗兰纳里·奥康纳本人及其短篇小说《启示》进行了解读，在此过程中，不断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向，通过作品中警世般的预言，揭示作品反映出的现实意义。     

符号学的文论之维

索绪尔、皮尔士和卡西尔等符号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思想,他们虽然论述各异,但在符号学的诸多层面仍可达成一致。就文学研究而言,符号学既可准确揭示文学语言的特性,又能确定文学符号的意指规约。这种“超乎语言之外,又贯乎语言之中”的独特品格,让其与当代西方文论逐渐融为一体,具备了西方文论的功能,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简论巴赫金的读者理论

巴赫金的读者理论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巴赫金论述的众多领域的对话关系中,关于作品与读者之间对话关系论述的是极其重要的,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读者是作品审美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中介,作品和读者的对话是不同"视域"的对话交流,又是一个理解的历史过程,也是作家与社会思潮的对话。     

新媒体语境下的叙事艺术结构演变与规则设定

当代数字技术与新媒体技术为叙事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并由此形成了新的超文本叙事形态。传统叙事是由角色、情节、结尾构成的封闭式系统,作品单向地由作者流向读者。而超文本叙事是由作品、作者、读者、媒体构成的开放式系统。在作者层面,作者身兼编程者、管理者、叙述者的多重身份,负责建构系统规则,与读者共同设定话题与语境,在话题与语境中完成情节设定与角色建构,引导读者阅读、阐释或共同完成作品。在阅读层面,读者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阅读乐趣,传统叙事中的由作者前定的"情节"转向为由读者主导的"进程",读者的行动推动叙事进程,读者的选择最终导致意义的产生,结局成为个人化的呈现。     

基于口译语料分析文学作品中感叹词的翻译——以《挪威的森林》作品中的‘まあ’为例

文学作品中的对话语言,主要用于刻画人物个性,使作品内容更生动形象.在文学作品的对话中,常常会根据人物的话语特性和特征,而是用很多表达个人感情的感叹词,在口译时由于可以即时地运用相应的语气和表情,因而能够比较正确地将话语者的感情传达到译入语中.但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对话中使用的感叹词,我们怎么才能以书面的形式准确地表达话语者的心情和语气,著名翻译家奈达提出的动态翻译理论,笔者认为对文学作品中对话语料的翻译很适用.本文拟以林少华翻译版《挪威的森林》中的感叹词的翻译为例,以奈达的动态翻译理论来剖析作品中‘まあ’的动态翻译对应.     

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距离控制

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来,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绝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系统。相反,它是与读者和读者的阅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指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两极,即艺术的一极和审美的一极。前者是作者创作的本文,后者是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一部文学作品既不等同于本文,也不等同于本文的具体化,因为本文只有在具体化中才获得生命,而具体化的本文也必然带有读者的个人气质。也     

论作品精神权利保护——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作品为例

电影作品一般是根据已有的文学作品改编创作而成的,而根据经典名著或畅销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往往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但是,这种合作中却存在矛盾:文学作品作者质疑制片者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认为背离原著的改编是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侵犯。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如何保护文学作品的精神权利,在两大法系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保护倾向。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具体适用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统一。电影作品不仅是版权产品,还是文化产品,具有传播文化和促进文化交流的功能。从文化功能角度分析,应该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确立保护文学作品精神权利的基本规则,即公序良俗规则。     

论南朝三大家对东晋陶潜之评价

陶渊明作为东晋的重要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并非一开始就受到学界承认．他的作品在不断地被读者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几经忽视、怀疑和肯定。而这一现象在陶潜去世后不久的南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潜只字未提，钟嵘在《诗品》中只把陶潜诗作评为中品，萧统则给予陶潜以极高的评价。刘勰、钟嵘、萧统对陶渊明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受社会人文环境、政治气候、阶级立场和个人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必须在读者的参与下才能赋予其生命与价值。正是有了不同读者的不同解读，才造就文学作品的多姿多彩，这也是陶潜文品能够不断焕发出生机之因缘所在。     

论语用模糊的言外行为

模糊是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利用语言的模糊性表达弦外之音是作家们创作过程中的常见手法。模糊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应用恰当,就会使作品具有更深刻的表现力和更强烈的感染力,恰当使用模糊语言,会使言外之意进入读者的想象生活,使作品得到了扩展和延伸,从而弥补了语言本身表现力不足的缺陷。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