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实质

当前人道主义干涉论调盛行 ,本文从人道主义的内涵讲起 ,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几个理论依据 :“人道主义普世说”、“人道主义高于主权”、“国家失能论”等 ,揭露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美国和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霸权主义。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解构“中国外交强势论”——基于国家角色理论的实证分析

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讨论也日益增多。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的外交转型定性为"强势",且认为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文章以国家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及实践的特点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现有研究表现出其现实主义偏见和案例选择的偏见,同时也缺乏中观视角和比较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主体定位具有原则性及稳定性,其长期对中国国家角色的实践产生着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另外,通过对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这一"极值"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延续以往克制性行为实践的同时,也正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显现出合法、合理的防御性政策微调。这也有力反驳了"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相关观点。基于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实证检验,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该论调在西方盛行的原因,并试图对中国在"中国外交强势论"这一问题上的应对之策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政府与“保护的责任”辩论:基于安理会相关辩论发言的分析

近年来,"保护的责任"的理念迅速发展,对中国外交传统话语构成了挑战,已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热门议题。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辩论中的表态,以及达尔富尔、利比亚、叙利亚等关键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以编码聚类与词频统计的方式,归纳了中方话语调整的基本特征,凸显了其延续性与灵活性。文章认为,中方巳形成了对"保护的责任"有条件的支持、强调对其应用进行适当约束的基本立场。在相关辩论中,中方论述集中于如何"负责任"地实践"保护的责任"。伴随事态发展,话语焦点也从"有条件地适用"转为"反对滥用"。中国政府力图防止因"保护的责任"概念过快发展而对国际秩序与自身利益构成冲击,并努力推动"负责任保护"的实现。中方无意对抗或颠覆国际人道秩序,相反还是其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主权、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约翰·文森特的国际社会观

约翰·文森特是20世纪英国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国际关系思想的立论基点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并明显体现在他有关主权与人权的相互关系及有关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认识之中。他承认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又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违反其公民作为个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他认为国际社会甚至某个特定国家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对他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文森特的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探讨的主题(即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更在于他能够在赫德利·布尔倡导的"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文森特的国际关系思想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其适用性虽具有一定限制,但却不失为一种有关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的理想模式。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西方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选择性适用:影响因素与案例分析

对于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应有所不同。针对利比亚内战,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武装干涉;然而,对于叙利亚,西方国家并未对其适用"保护的责任"。为什么西方国家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利比亚而没有适用于叙利亚?本文认为,西方国家是否对发生内战的国家适用"保护的责任"取决于两个因素:预期干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以及干预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前者涉及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前的内部决策,后者涉及干预能否获得安理会的授权。只有在干预收益超过干预成本时,西方国家才会有干预的意愿;在有了干预的意愿之后,如果干预还能获得支持,西方国家对内战发生国适用"保护的责任"就获得了所谓的"正当性"。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中国国防透明度”报道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及认可程度并未因为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显著提升而出现"正向相关"。通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认可程度与其国家同中国的政治友好程度"正向相关",而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媒体实力"反向相关"。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主要受到价值观念、刻板印象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新闻报道呈现一种层次性,不同类别的国家对中国国防透明度的评判态度明显不一致。因此,中国国防透明度的建构迫切需要与国际传播紧密结合起来,即实现自我塑造与他者建构的契合。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     

论南海“断续线”的对外传播

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在南海进行权利主张的标志,如今日渐成南海争端的核心争论议题,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南海"断续线"是中国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提出的关于海洋划界的一种模式和主张,在国际法理层面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南海"断续线"在公布后的对外传播中,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受到任何质疑或异议,并在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默认中实现了"历史性巩固",但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南海局势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已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东南亚菲律宾等争端方与美国等域外国家的质疑与日益增多的指责。南海"断续线"对外传播成效不佳是中国在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海洋秩序话语体系中处于话语弱势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主张在国际法理上存在脆弱性。为此,中国应从完善海洋机制和重塑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谋求话语权和建立优势,进而为南海"断续线"在对外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创造有利条件。     

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实践转向并对国际制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实践蕴含着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集体共识是国际制度与国际实践的共同要求。国际实践还拓展了制度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即独立于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的国际实践空间与进程。当前,国际实践在制度研究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为此,文章把实践理念纳入国际制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制度实践"的新实践类型。制度实践突破了制度客观论的束缚,增强了制度理论的解释能力,深化了范式间的多元对话,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深刻转型。文章还对制度实践与参与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当前,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实践进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参与实践,正以制度组织作为依托平台,以转移型制度实践作为调整方向,通过制度重建和新建制度,开展积极主动和全方位的制度实践。在中国参与东亚区域治理制度的进程中,制度实践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来源。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保护的责任"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干预的"指导原则"。它强调国家主权中所蕴含的保护国民免于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的责任,以及国际社会在国家未能提供这种保护时所负有的保护责任。通过强调保护弱者或者受害者的道德必需和共同人性,"保护的责任"试图建构人道主义干预的国际共识,用道德框架界定西方在"人道主义秩序"中的权力和角色。但由于"保护的责任"是在"人道主义介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无法避免西方固有的权力政治模式,因而在执行"保护的责任"中曾发出试图突破安理会授权和当事国同意的冲动的声音,由此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担心和质疑。因此,"保护的责任"虽然在观念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但目前尚未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规范。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本文从西方学术界21世纪初关于欧盟力量的讨论出发,追踪了欧债危机背景下"规范性力量欧洲"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及其与"市场性力量欧洲"之间展开的辩论。文章认为,尽管两种理论模式在"规范"和"市场"何者是欧盟力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二者间最终呈现的融合与互补态势反映了欧盟通过塑造国际规则和规范实现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常态。与此同时,规范性力量研究议程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取向,特别是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性原则纳入欧盟核心规范体系,欧洲中心论松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术界反思欧盟力量相对下降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后做出的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欧盟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