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路径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被认为是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卫生遭遇的最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重创,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人类共同挑战中独善其身。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思维,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携手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助力国际社会走出公共卫生治理困境、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转型提供了机遇。     

国际社会的现代变革与国际经济法

国际社会的现代变革及其法治化要求 国际社会的现代变革主要指国家间关系同一性和普适性的增强。冷战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区域化、团体化趋势突显，介于全球与地域之间、各实体相互间作为和平共存之基础的关系网络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的平面非中心化将成为最基本的趋势。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变革中。然而，国际社会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变革并非同步。     

现代日本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

近代日本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因时代主题不同可划分为明治维新时期、军国主义时期、战后发展时期以及新时期四个阶段。明治维新是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但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国家治理则陷入了严重的失范和停滞。二战后,日本重启这一进程,并在社会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世纪之交,日本进入了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阶段,治道变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日本的国家治理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向其他国家贡献出了依法治国、多元共治、科学决策和强调效能四个方面的经验。现代日本的成就揭示出,只有尊重国民、顺应人心,才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政治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选择

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同义表述,是在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创新。国家治理既不是去国家化,又不是强化政府治理,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呼应,显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实现法治化,二者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逆全球化新动向的政治学分析

新近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既有历史渊源,也具现实新意。从政治学角度看,导致逆全球化结果的应当是一个经济/政治交互作用的系统合力,包括危机周期率、国际竞争博弈、霸权逻辑以及国家极化等关键性驱动因子。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势必会对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秩序以及全球价值分配产生系统性的政治效应。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基于国际视野、全球思维的战略规划与行动,要在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责任双维坐标中相机锚定自身的全球化角色定位。在当下与未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是中国直面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风浪的必然选择。     

智能决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探析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智能化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竞争力。加快推动智能决策、增强智能化管理水平,既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本文在系统梳理智能决策发展历程及其新特征基础上,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决策挑战为研究重点,全面分析了智能化技术在战略规划与设计、风险评估与管理、数字经济宏观管理决策和社会治理政策选择等领域的应用路径,率先提出了智能决策应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为智能决策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理论参考。     

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

本文在考察全球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化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并促进其进行相应的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与演进,大大地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

本文简要回顾了经济冷战和西方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历程,并就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最后简要论述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并在结论部分提出几点完善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议。论文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论文强调,过去百年人类社会的重大教训之一是,必须找出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调节、解决国家间利益纷争的国际治理模式。承认全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等于排斥国家主义,作为有效治理单位的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民心相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与其他旧的全球化方案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不是推动制度变革建设一个好的政府,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交流和累积共识是"一带一路"的治理之道,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朋友圈"建设的强大动力。在理论上,社会网络运作模式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框架,有着强大的理论潜力和治理效能。在实践上,人文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应按照区域合作架构的紧密程度,建立由联通度、熟识度、参与度、治理度和认同度五个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以此系统测量民心相通建设的总体进展和建设方向。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与路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和逆全球化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复杂深远影响。同时,全球贫富分化态势在疫情之下更加严峻,传统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构建"有序全球化"和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多边主义,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始终。全球性大国也应在特殊时期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强化责任担当。     

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和“驯服”全球化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逆全球化浪潮。对其起因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经济危机引燃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有的则强调所谓文化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转型因素。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技术革新、社会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加剧不平等。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言,一是政府有效管理更加困难,巨型企业拥有了不弱于主权国家的权力,以至于传统国家和社会在面临挑战时无能为力;二是距离的拉近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更容易相互影响、引发混乱,造成人们的不安全和焦虑感;三是全球化天然地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本文认为,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多个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于全球化有失公允,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全球化的应对不力。世界要走出危机、重现经济繁荣并克服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应恰恰要依靠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剖析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国家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总体乏力、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这些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体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民主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为缓解治理危机,西方主要国家从深化宏观经济调控、推动民主政治改革、规范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及其应对也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