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基础与障碍——基于对外战略核心理念的分析

探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关注中美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分歧源于核心理念的不同。美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体现为"领导地位"和"伙伴关系",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中国的外交战略核心理念则围绕"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展开,其目的是成功实现和平崛起。以不同外交战略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必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与障碍。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克服障碍,避免走中苏分裂的老路,是关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     

美国智库视域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战略构想自提出后即成为美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美国智库就本国是否应该接受这一战略主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本文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与中方存在着偏差,而这一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界定上认识不同;两国对"大国"概念理解不一;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分歧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共同扩大智库间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两国高层的战略对话;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促进民间交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中俄战略协作和中美俄“三角关系”

当前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并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前提。随着形势的变化,中俄关系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迎来大发展的新时期。影响中俄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中俄与美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现在的中关俄"三角关系"与历史上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有质的不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俄关系的水平大大超过中美关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中俄关系。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体主要是民间和市场。美国企图同时对付中俄两个大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俄各自的战略处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必须坚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否则两国关系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极为重要。中美应该避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老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复杂多变的多极化时代,"进取性的均衡外交"应该是中国明智的选择。     

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

"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的"撒手锏",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法和实现海洋强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美国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舰机"航行自由,目的在于护持美国的亚太霸权地位。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纷争的本质是海洋霸权国与新型海洋强国在南海战略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竞争,其法理诱因是双方对航行自由原则的认知分歧,也是美国理想主义"海洋自由"传统和实用主义"航行自由计划"的延续。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不断发酵对中国海洋军事安全,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海上崛起的舆论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当在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思考该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的首务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为实现中国海洋强国争取战略机遇期;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话,在南海构建稳定的航行自由机制;要在国际舆论、海洋法律秩序和区域海洋公共产品提供中争取外交主动,适时适度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9·11”与全球战略稳定北大核心CSSCISSCI

"9·11"恐怖袭击凸显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及其深刻矛盾,标志着美国霸权已经发展到某种极限,不仅改变了美国主要的安全关注,还冲击甚至打破了原有国际战略关系的框架,直接影响着原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并从反面推动着大国之间必不可少的协调和全球治理的深化,从而有利于达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随着国际关系向复杂化方向不断发展变化,在混沌中理清和维护必要的秩序,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战略稳定,已经成为大国不可回避的责任。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过去35年,"融入-接触"构成了中国对美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2015年春季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的大讨论则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并搭建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即两国在体系中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有效合作。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或可承担这一使命。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9·11”与全球战略稳定

“9·11”恐怖袭击凸显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及其深刻矛盾,标志着美国霸权已经发展到某种极限,不仅改变了美国主要的安全关注,还冲击甚至打破了原有国际战略关系的框架,直接影响着原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并从反面推动着大国之间必不可少的协调和全球治理的深化,从而有利于达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随着国际关系向复杂化方向不断发展变化,在混沌中理清和维护必要的秩序,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战略稳定,已经成为大国不可回避的责任。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