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楚辞》学略说

《楚辞》最早的本子为西汉刘向所辑,共十六卷。后经东汉王逸的增订注释,就成了《楚辞章句》十七卷,这是北宋之前唯一的《楚辞》传本。到了北宋,晁补之认为王逸所作的《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从而删去《九思》一篇,编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同时,他又把历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受屈原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和《变离骚》二十卷。这三种书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已无从窥其全貌。南北宋之际,洪兴祖对王逸注本加以疏通证明,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洪氏补注虽然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还未能对王注有重要突破,楚辞研究仍然停留在汉人学术的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完成了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     

《招魂》四题

一、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各说不一,基本上可分两大派:一派从司马迁说,主张屈原作,主要依据《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一派从王逸说,主张宋玉作,主要根据《楚辞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这两种说法中,以司马迁说更为可信,王逸的说法大可商榷。先就《楚辞章句》本身来看,王逸对《招魂》的作者问题,前后就有矛盾之处,例如《楚辞章句》的目录,除《离骚》标明作者是屈原外,其它的作品,凡是未标明作者姓名的篇目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之所以略而不列作者姓名,显然是把它们算在屈原名下。《离骚》列在第一篇,标明了作者屈原;第二篇至第七篇未标明作者;     

关于《招魂》作者问题的一个论据的辨正

朱东润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中说:“‘屈原传’的作者以‘招魂’为屈原所自作。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不标作者姓名。按章句目录,对于诸篇作者除屈原外,一概标名,独屈原不标名,准此似王逸在标目时认为屈原所作’。至卷九‘招魂”章句则又叙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王逸此叙,以‘招魂’为宋玉所作,与标目时自相牴牾。”刘心予《关于〈招魂〉的作者和乱辞》(《华南     

《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论《东君》的位置

《东君》一直都是在有关《九歌》研究中颇受争议,尤其是对《东君》在《九歌》中的位置,因其涉及到"东君"在荆楚之地巫祭的神次和楚人的巫俗心理认知。论者认为应保持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即《东君》位居第七,而不是位尊第二位,此文略加论证。     

释“彭咸”

屈原在《离骚》中两次提到“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自王逸注后,历代学者多从王逸说,虽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多语焉不详。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彭咸未闻。”戴震《屈原赋注》称彭咸“书阙不可考矣”,“一说即《论语》所称老彭”。俞樾《俞楼杂纂》二四《读楚辞》认为“彭咸即彭铿,铿咸双声字。”闻一多《离骚解诂》补充道:“铿咸不只双声,元音亦同,惟韵尾略异耳。”姜亮夫《楚辞今绎讲     

《天问》义释八则

一、伯禹愎鮌,夫何以变化? “愎”,朱熹《楚辞集注》作“腹”,洪天祖《楚辞补注》引一本作“腹”,大小雅堂本作“腹”,《注释音辨柳先生集》十四附《天问》作“腹”,王逸《楚辞章句》云:“鮌愚狠腹(一作愎)而生禹,”似王本亦作“腹”,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作“愎”,并谓“鮌之愎,禹之圣,父子一气而变化殊,天性异邪?抑所谋顺逆异邪?”认“愎”为“刚愎”之意。案作“腹”是。     

“负左右之耿介”训释

《楚辞·九辩》:“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王逸《章句》曰:“恃怙众士,被甲兵也。”洪兴祖补注曰:“耿,明也。逸以介为介胄。”朱熹《集注》曰:“负,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刚勇之意也。”王夫之《通释》曰:“负,矜衒自负也。”符定一《联绵字典》及今版《词源》“耿介”条均以《楚辞》此句作例证,释为“甲胄明”、“引申有‘刚勇’义”。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谓“负恃左右狠戾刚愎的人”。马茂元《楚辞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论

从楚辞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两汉应为楚辞学最初形成的时期,其中西汉前期可视为楚辞评论和研究的萌芽期,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可視为楚辞学正式创立期。第一个比较全面评价屈原《离骚》的是刘安,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刘向是第一个将分散流传的楚辞作品汇编成集的学者,王逸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为楚辞作注作序的专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拟“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评价和借鉴。本文同作者发表于本刊1987.4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可视为姊妹篇。     

《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价值

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在曹丕以前,专篇文学论文如《毛诗序》、班固《离骚序》和《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或就一部书、一篇文章立论,或就一种文体立论。而《典论·论文》则在高度肯定文学的价值与作用的基础上,论及多位作家和多种文体,还论述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对当时及后代影响至为深远。     

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

《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前人对“鸱龟”句的注释各持己见: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系指鲧治水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这显然是望文生意,并无根据。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详其文势,当与下文应龙相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这看法是有创见的,但他却又不能正确对待鸱龟的含义,以为鸱龟而能献曳衔之计,不过是“无稽之谈”。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是象征“障堤绵亘,若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此出于同事者之谋,但鲧误听耳。”这看法提出了鲧筑堤导水的方法系“出于同事者之谋”,可与朱熹的说法互相阐发:但他也不能正确对待     

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

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学派诸骚人中,除屈原外,作品流传下来最多的就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16篇,但篇目已不可考。现存宋玉赋仅13篇:王逸《楚辞章句》载《九辩》、《招魂》;萧统《昭明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另有《九辩》五章,《招魂》);无名氏的《古文苑》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则据《文选》31卷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之文字,删《舞赋》而增《高唐对》。     

《艺文类聚》所引楚辞与后世流行本之比较

作为先秦文学代表的楚辞内容丰富．给后世提供了各方面的写作素材。其中类书《艺文类聚》就从各个角度广泛地征引了楚辞，由于该书编撰、成书年代较早。与宋以后的版本比起来，有着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对人们校勘楚辞有参考作用。所以就后世流行的《楚辞章句补注》与所引之《艺文类聚》相比较，可见唐抄本与宋刊本之异同。     

论考据学的复兴──21世纪楚辞研究方法论展望

拙文《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载《求索》1992年第4期）曾将两千年《楚辞》研究方法论概括为逐步深入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在受经学为主导影响的汉代至北宋，主要采取章句训释的方法；在受理学为主导影响的南宋玉清代，主要采取义理探求的方法，在受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影响的“五四”时期至现在，主要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依据古往今来此种历史走向，我认为，21世纪的《楚辞》研究必将发展出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导、同时融合消化各种外来方法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考据学将有可能复兴，成为《楚辞》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的主导方法。其理由…     

论楚风

自屈原的楚辞问世以来,历代的楚辞研究者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或褒扬,或贬抑,分歧极大。汉代班固可谓是对楚辞指责最早的一个人。他针对刘安为屈赋所下的赞语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多称昆仓、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班固“强非其人,     

游国恩楚辞学思想探源

游国恩的楚辞学思想吸收了古代学术思想的精华,借用了中国思想史上"天道"、"人事"、"天算"等概念,并在楚辞学语境中使用,来构建其楚辞学体系,阐明其学术思想。游国恩继承了中国楚辞学的传统,中国学术的传统特征,如经世思想和批判精神潜隐于他的楚辞学研究中。     

《离骚》“求女”新探

屈原《离骚》中的“三求女”一章,注家聚讼纷纷,争论焦点是“无女”及下女宓妃、佚女、二姚这些美人究竟比什么,三求女的用意何在。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说。(1)女比忠贤、同志,求女比求贤、求同志说。汉人王逸以为“女以喻贤”,宓妃比“隐士”,佚女、二姚比“贤士”,三求女的动机是“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与之俱事君也”。(《楚辞章句》)其后,唐人《文选》五臣注,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等均依王说。     

章句之学衰落原因新探

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义理"并非章句之学衰落的主要原因,章句之学的衰落与其封闭的治学特点、今古文之争的失利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关于《楚辞》研究方法论,当代不少学者有过论述。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种;姜亮夫先生提出“三家论”,即义理家、音义家和考证家,亦即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崔富章亦分为四种方法:辑佚、音义、考证、论评;张来芳则分为考据、辑佚、韵读、训诂、词章、义理六种。这些分类的标准虽各异,但都是对历代研究方法进行共时性的观照,将其置于一个横向的平面上来概括其种类的。本文旨在对《楚辞》研究方法作历史性观照,即将其放到一个纵向的动态的历史长河中,叙述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两千多年来,关于《楚辞》研究的著作     

陈子展著《楚辞直解》

上海复旦大学老教授陈子展,湖南邵阳人,研究《楚辞》始于六十年代初。二十年来,在全国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最近,又问世了一部近五十万字的专著《楚辞直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