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牵制与法律程序--新东欧六国紧急权力制度

如果以谁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作为分类标准 ,那么 ,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总统模式 ;而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议会模式 ;实施议会模式的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议会闭会时紧急权力的宣布情形。与“事实时空”模式和“独任”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典理论相反 ,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制度时空”模式和“合议”模式 ,强调法律程序、合作、牵制和妥协。新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的目标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行政紧急权力与宪政的关系模式

对主义模式主张 ,宪法秩序是统一和完整的 ,在紧急状态下 ,除了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别权力外 ,行政机关没有其他处理危机的紧急权力。批评者指出该模式过于理想 ,将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仰。相对主义模式则主张 ,在紧急状态下 ,国家既存的法律体系可能无法应对 ,行政机关必须拥有强大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 ,但不能对现存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批评者认为该模式缺乏原则 ,是在为行政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辩护。自由主义模式公开宣称需要没有法律 ,通过事后向公众说明理由的方式 ,由公众来决定公共官员的超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批评者认为该模式将会导致专制和全权主义。     

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

作为一种解决“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由模式通过区分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行为性质,假设紧急状态能够从正常状态中分离出来。该模式包括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以及立法机关的审查和批准等要素。在危机的全球化、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盛行和紧急权力法制化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下,自由模式在20世纪初期开始衰微。然而, 法律主义的悲惨前景,行政机关紧急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连续减损等事实,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模式的价值,并提出超越自由模式。超越自由模式与法律主义相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应对极端危机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自然灾害防治中的环境法律问题

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各个部门法都提出了诸多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环境法自不例外。自然灾害法和环境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但两者都涉及到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这正是目前在自然灾害防治中所出现的、急需研究和解决的环境法律问题，具体包括：次生环境灾害的防治、紧急行政权力对原法律秩序的改变、不可抗力对法律责任的免除。解决前述问题，需对相关法律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

本文侧重对我国目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现状、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 ,并在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基础之上 ,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 ,此外 ,还应当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 ,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不必要的侵犯。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 ,与物权、债权、人身权既存在共性 ,也存在个性。从其共性入手 ,进而再探究其个性 ,以取得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面认识。研究知识产权 ,应当以民法原则、理论为基础 ;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 ,因此 ,还要适用特殊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采取民事法律制度下制定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民事裁判构造论:以请求权为核心展开

无论何种权利,当受到侵害无法满足的时候,都将衍生出请求权以获得保护。与其说现代法是权利体系,毋宁说是请求权体系。与此相对应,现代民事裁判以请求权为核心展开,并以请求原因、抗辩、再抗辩形成攻击防御体系。请求权得丧变更的判断过程也是寻找请求权基础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官的目光在事实与法规之间相互流转的过程。     

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

有相当的国有财产是为公务便利或社会公益服务而存在的 ,国家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在该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不同于民法上的物权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应受一般私法规则的支配 ,而应受公法规则的支配。存在于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便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法国行政法将公众用物和行政活动用物作为不同于私有财产的“公产” ,这一划分在现代国家体系及市场经济背景下有重要意义。借鉴相关理论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 ,将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大有裨益     

论孙中山的法治思想

本文从法学和历史学的双重视角,对孙中山的法治思想进行考述与透析,法治是被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内含追求巩固国本、完善政治等价值,它是法律得以完全实施的保障,其中枢机关是国会;民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法治是民权的有力保障,二者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专制;法律与权力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此外,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也是孙中山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     

论市场规制权

现行法对于政府治理经济的职权定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权力框架中,或者以类似"宏观调控"的表述加以笼统概括而缺乏明晰的界定、类型化的区分与配套的制度约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经济职权应重构为宏观调控权、市场规制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其中,市场规制权以其内蕴的调整方法的直接性、调整内容的法定性和调整领域的特定性而自成一体。深入把握规制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合理构建规制权的法律,不仅事关政府公共职能的适当发挥,同时更益于切实维护市场机制与私权。     

平衡论视野中的行政法制度设计与权力组合配置——兼论行政法与公民社会的共同成长

行政法需要取得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结果乃是以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保障。这种权力平衡可以将权力划分微观单元，再依据不同现实需要进行灵活重组来达到。多样化的分散试点是推进权力组合配置改革的可行方式．通过权力的划分、重组与适当配置，行政法与公民社会可以在适一改革进程中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