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主体辨析及其在我国宪法中的表达

探讨环境权入宪问题之前应首先就环境权主体问题加以明确。受非人类中心主义影响,有学者主张将"自然体"作为环境权主体,但从权利本身及逻辑自洽角度都难以实现其主体价值证成。以"人"作为环境权主体的理论中,公民、公众、国家及社会等主体各有其局限性。环境权主体的确定既要求实体性与整体观,又要求区分权利享有主体与行使主体。结合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环境权主体宜界定为人类,人类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尽管我国当前尚未明确环境权,但我国《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及其指导下的环境立法确保了环境权利的实现,而"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更是为人类环境权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宪法依据。     

环境权入宪之冷思考

对环境权入宪进行思考,需要对环境权入宪提出的缘由进行分析,对生态危机的回应、对域外经验的借鉴等是提出环境权入宪的主要原因;理论研究的自身桎梏以及域外经验的择取困境是我国环境权难以入宪的重要原因;就目前而言,我国环境权的保障应该着重从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路径进行。     

反思与重构环境权体系及其制度——以矿业环境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新型环境权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理论上却处于凌乱状态,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环境权是抽象的体系,各自分别选择其中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并以此代为整个体系做出结论,整合起来的环境权则是似而非、莫衷一是。出路是,按环境权在市场、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的布局,分为市场的经济环境权、社会的公民环境权以及国家的政治参与环境权,三者的个性大于共性;按"权利状态二元结构"原理,明晰市场与政府在环境权管理方面的职能和分工,政府是动态性环境行使权的管理者而非参与当事人。可以入宪的是社会性公民环境权,但应将"加强社会立法"入宪,因为公民环境权属社会法范畴。     

浅议生态环境与政治生态化

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实现——对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之借鉴

环境权理论借重民法等部门法的理论优势以及谋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当成为环境权研究的新思路。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权利构造与历史演进对环境权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一般人格权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框架权利”，区别于具体人格权。实证研究说明推动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具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是民法的功能缺路、宪法的宽泛保障、判例的偶然契机、理论与实务并举。联系环境权，不难发现，环境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属性之共通。有鉴于此，环境权的权利构造应当包括一般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此种权利构造能发挥解释、创造、补充和协调的功能。从环境权立法实现上看。应当划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入宪和作为一般环境权入宪两个不同阶段，并通过把握司法审查环境权案件的机遇和增强司法判例的参照作用以实现环境权的具体化。     

“塌方式腐败”的治理之道——基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解读

"塌方式腐败"是指短期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是政治生态恶化的集中体现。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今,"塌方式腐败"的出现,极大地败坏了政治生态,导致政治生态的式微。治理"塌方式腐败",主要应从强化权力制衡、推行权力清单、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等方面,来集中防范"塌方式腐败"的滋生与爆发,以期建立一个优良的政治生态环境,提升政府公信力。     

论合宪推定不适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

合宪推定起源于美国特定的宪法时刻,是最高法院脆弱时期的一种司法退守,也是司法立宪主义之司法克制的体现。依托三权分立,通过推定经济和社会立法合宪,法院承认民主的立法机关享有干预市场的立法形成自由与裁量权。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合宪推定,民主集中制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宪法监督服膺于"自我革命","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分权,"自律"不同于制衡之"他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并非基于怀疑和不信任,而是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目的是实现"良法善治";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不同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判断经济社会立法符合宪法是"自我肯定",而非"合宪推定"。我国没有区分政治与经济社会立法的宪法传统,合宪推定之合理性基准不适用于对经济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适合的审查方法是以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为鹄的,遵守"积极法律保留",通过适用政治审查、严格合理性审查基准区别对待,分类审查,在正当化立法裁量与限制基本权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兼顾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双重价值。     

我国宪法应确认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的几十年间,国内外法学界对其基本理论问题仍各持己见。我国《宪法》中也并没有给予＂环境权＂的一席之地,只是在一些条款隐含＂环境权＂的内容。从当前各国有关环境权的司法实践来看,除少数几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承认环境权外,我国和大多数国家法院对环境权均持否定态度,综合性环境法和单行环境法并未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而仅仅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义务,这与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理相左。故以传统民法的侵权责任理论为依据对侵害公民环境权的案件进行裁判,势必会影响对受害人的保护。我国宪法如不对公民环境权明确确认,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将无法解决。本文对公民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作简要分析,得出我国应对公民环境权给予宪法层面的法律保障及其宪法上的制度构建。     

浅论我国政治法治化简

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法治”进一步强调“依法治权”，即要求法律具有制约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两个方面的功能。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态要从权力主导向宪法主导转变，强调政治的法律化和法治化，要用宪法规制国家权力，并努力使其超越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法律调节，实现政治问题的法律化解决。     

论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蕴

从宪法宣誓制度的法理程序和宣誓内容的政治意义来讲,宪法宣誓制度有效培育了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党和公民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认同。从宪法宣誓制度的外在价值和边际效应来看,国家公职人员依宪执政及对宪法的忠诚、信仰和行政实践将形成良好的示范和榜样效应,这种效应可以传递和扩展至全体公民之中,以此塑造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宪法、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而政党在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实施过程中处于政治领导的中心地位,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带领党员干部遵守宪法,发挥着主动促进、引领和构建公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在民主与法治已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追求之际,宪法宣誓制度是实现依宪之治关键的一步,这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中国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层公务人员宪法意识提升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将社会治理和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提升基层公务人员宪法意识,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客观要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通过加强宪法教育、推进宪法治理、完善宪法保障,使基层公务人员强化宪法认知、提升宪法认同、培育宪法信仰.     

“反恐入宪”研究及立法建议

将反对恐怖主义和惩治恐怖活动写进宪法,简称"反恐入宪"。"东突"民族分裂及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国家安全,损害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恐入宪"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必然要求,是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是完善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现行宪法已为"反恐入宪"预留了立法空间,"反恐入宪"完全符合我国修宪的原则及宪政发展规律,国外也有"反恐入宪"的立法实例可资借鉴。所以,应当在宪法序言中明文规定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惩治恐怖活动。     

论宪法解释——兼评中国宪法解释体制的困境和出路

法治是建设富强中国的必经之路,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理性化,是自由的政治生活进程的保障,是人权的保障。任何遵守法治原则的政治共同体中,宪法解释都是一项关系万千重的问题。中国正面临司法改革的转折点,宪法的解释是违宪审查的必经环节,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宪法解释的问题。     

82宪法奠定依宪治国路——纪念现行宪法颁行25周年暨“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确立10周年

现行宪法颁行25年,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新局面,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4次修宪,党中央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了依法治国。人权入宪,是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建立健全监督权力运行机制。     

监督制约“一把手”:政治生态建设的重点之域

政治生态的优恶良善同权力运行状况密切相关。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成为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在权力结构中,"一把手"是"关键的少数",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实际作用均表明:能不能监督制约"一把手",构成权力能否被监督制约和政治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然而,理想信念动摇、权力高度集中且权责不对等、编织腐败圈子等因素纠结在一起,成为监督制约"一把手"的突出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应从构建分权制衡机制、加大对圈子腐败的治理力度、锻造社会廉洁价值观、抓住用人和决策腐败两大关键因素方面,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重构政治生态。     

“人权”入宪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意义

人权是专制统治的克星,是人类进步的旗帜,"人权"入宪既是人类宪政运动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突破;人权是人类思想、理念的精髓,是现代人类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心构架,是宪政建设的灵魂,"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由对公民权利的一般性规定上升为人权原则,这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一个升华;"人权"入宪将使我国现行宪法及其他单行法律关于公民权利内容的规定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和系统.     

宪法中的文化条款:内容和规范

自二十世纪以降,各国宪法一般都引入文化条款,大多规定国家文化、民族文化、文化基本国策、文化国家权力、文化基本权利等内容。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以来,我国文化法律体系构建进一步完善,加快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宪法实施之理

宪法实施方式的争论根本上在于对宪法性质的认识不同。而宪政作为克服权力专制的控权机制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根本作用是规范和控制权力,人民立宪本来就是为了控制政府。从而作为一种权力运行规则,宪法实施即意味着以外在控制阻却权力主体违宪行为机制的建立,而不是指权力主体的自觉守宪和进行“宪法贯彻”。同法律实施离不开中立的司法机构一样,宪法实施也需要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否则,就不会有真实的宪法实施。     

环境权冲突浅析——环境权宪法化反思

环境权理论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学界、宪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有关环境权宪法化问题,学界几乎存在一边倒的现象,认为环境权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在我国宪法中.但环境权各权利之间、环境权与利益衡平原则之间、环境权理论与现有法律之间以及环境权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普遍存在矛盾与冲突,这是我国将环境权宪法化的立法障碍之一.我们应当避免将环境权理论中尚存在模糊性的实体权利宪法化,以减少环境权冲突的发生.     

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的机制研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语境中

生态思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构成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党的十八大指出,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之中。其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全面改革的全过程。在此背景下,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就其实践层面而言,可在政治建设的基础、制度与价值三个层次分别设计具体融入机制:基础融入—重构政治建设生态环境;制度融入—实现政治制度体系建设和制度执行的生态化;价值融入—实现政治建设价值理念的生态化。由此构成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的系统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