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服务: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

<正>导语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社区的有效治理和服务。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是社区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主题。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有多远?——基于体制创新的视角

<正>"治理"理念的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由此,标志着"治理"理念正在从学术层面向公共政策层面转换。在治理语境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如何实现从社区     

公共危机中的农村社区联动:逻辑、挑战与策略

社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促进农村社区联动,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联动讲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蕴含“三位一体”的主体逻辑、网络治理的空间逻辑及组织动员的动力逻辑.然而,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出现了村户衔接、信息沟通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问题,造成农村社区信息、物资和技术的...     

社会治理专家学者纵横谈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至此,"治理"成为中国新常态表征之一。国家层面,突出国家治理新战略;社会层面,强调社会治理新体系;社区层面,注重社区治理新模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之一,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样,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     

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

社区是指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并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社会群体,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一直发挥着独特的社会治理作用。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对不同地区社区治理特点和优势的深入总结和研究,无论对于促进社区治理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如何搞好社区治理

主持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水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区治理包含哪些工作内容、社区治理的现状如何,搞好社区治理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怎样搞好社区治理等问题,心里都不太清楚。现在,请嘉宾们为我们详解。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共建共享: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社区化的组织体系日益完善、社区群众自治不断延伸与拓展、社区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等。与此同时,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推进治理主体"融合发展"、治理手段"提档升级"、治理过程"规范提升"、治理规划"高位推进"等创新维度,不断体现着"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所谓"共建共享",就是遵循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把"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是探索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路径。基于此,为了不断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指导思想与实践路径,以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未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从农村社区治理主体规范机制、治理运行机制及治理保障机制的角度进行优化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续奋斗中,着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标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诠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与担当.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社区法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新部署。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诸多基本又繁杂的工作任务需要从社区开始推进,因此传统的治理模式受到挑战。在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和平安中国建设的背景下,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特色,探索新型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加强基层社区的法治建设,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台湾社区营造政策及其对大陆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湾社区发展政策尤其是社区营造经验值得借鉴。自1965年台湾正式实施社区发展政策以来,在50年的演进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政策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调整和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为标志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公民再造为主体,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实现社区的功能整合和结构整合,有效带动了城乡社区的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大陆城乡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重维度北大核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被誉为是我国自“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之后所提出来的第五个现代化,显示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同时表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加强我国社区居委会监督职能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的实践，关系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居委会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基层人民自治组织，担负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任，在社区治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政府转变职能，“政-社-市”的三元治理格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速进展的大背景下，居委会一直以来在现实中的行政化角色也面临改变。在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强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三大职责，即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核心工作也正是围绕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任务下放而展开；另外，在组织开展活动方面，随着地方经济收入水平和居民参与意识和提高，社区活动开展也如火如荼。但居委会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监督活动的职能，无论是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或是居民的意识观念方面，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担该项职责的地步。深入研究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能的内涵，探讨加强社区居委会落实监督职能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基层治理完善夯实社区防疫共同体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防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和短板。要认真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教训,多措并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夯实社区疫情防控共同体。     

不断健全江苏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正>健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了“四个新”的要求,明确强调江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江苏持续探索健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形成了一系列创新经验,迈出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