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建设更具韧性的安全发展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不可能彻底远离风险,但可通过增强韧性,让其拥有更强的能力来应对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反映了城市发展向内涵提升、品质提高转变的时代要求。长期以来,江苏十分重视城市的安全发展建设,城市韧性不断提升。作为建设美丽宜居城市的题中之意,“韧性城市”写进了江苏“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建设更具韧性的安全发展城市,正在成为江苏建设高质量平安中国示范区和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探索中心城区基层治理新路径

<正>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调“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秦淮区是南京市中心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的美称。近年来，秦淮区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探索出街道“两赋两强”、社区“双做双增”等一系列基层治理成功经验。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秦淮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强化高质量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探索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党建引领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

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巨变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城市社区党建,有着发展的诸多便利,同时也需应对巨变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创新城市社区党建,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就要注意处理好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社区党员与社区治理、社区党建与社区动员的关系。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党建工作方式创新中做强做实基层党建、通过社区党建将社区及社区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在增强党员与社区关联中优化社区党建协调机制。     

推进“三社联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要求。社区、社团、社工“三社”工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但同时又面临着力量不足、资源不够、活力不强、负担过重等问题。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联动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平湖市在“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江苏基层治理新实践,坚决扛起“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重大使命,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对照“走在前、做示范”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强基层组织功能为基础,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牵引,以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深度参与为抓手,以夯实基层智慧平台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坚持系统思维探究城乡接合部融合型大街道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次调研以杭州市上城区城乡接合部的九堡街道为样本,探究城乡接合部融合型大街道治理新路径。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以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承担着江苏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发展江苏社区教育的领军责任。近年来,学校围绕江苏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优化社区治理,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时代背景下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关注县域的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加快实现县域实力整体提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从而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县域力量已经成为当前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在厘清县域治理现代化构成要素的基础上,以沈阳市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作为切入点,探讨实现我国县域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建设韧性城市群 提升区域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引起了公众对“韧性城市”的关注,以“韧性城市”为着眼点静观当前我国城市群的建设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城市群已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城市群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联系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     

以科技支撑赋能公共危机治理

提升化解公共危机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型阶段。这对国家应急管理的决策过程、执行效果和监督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亟待通过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和个性化治理,以科技手段打破“事后应对”和“忙于应付”的被动治理模式,增强事先预警和风险排除能力,以科技支撑赋能公共危机治理。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风险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减灾战略 ——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防灾预警是风险灾害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是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传统难题。目前农村防灾预警仍面临乡村治理体系基础薄弱,防灾预警手段和工具缺乏,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面向未来,要以构建风险韧性,形成可持续减灾战略为依托,着力培育和激发居民参与灾害治理能力,建立应急管理"高可靠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应急产业,推动应急工作智能化建设,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北大核心SSCI

作为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虽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诸多成绩,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变革及社区居民自治意识、服务要求的逐步提高,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手段已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诉求,难以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将大数据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在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提升面向社区居民的个性化服务,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将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为此,需要在健全我国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法律法规、增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关注信息数据缺位人群等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