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青年中间阶层住房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研

在当下中国社会,住房成为了青年中间阶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的主要压力之一,住房既在客观上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在主观上影响其生活感受。为了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消费、住房条件等住房状况与青年生活幸福感间的关系,特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模型,对幸福感内部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以最终揭示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幸福感总体模型来看,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中间阶层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住房产权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消费压力则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住房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从幸福感结构分析模型来看,住房因素对于情感取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地位认知来对幸福感产生作用。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城中村”村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调查

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村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考察,发现村民认同的社会阶层主要为中下层及中层;回归分析表明,影响村民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有产权住房数量"、"是否有小汽车"等变量。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标准集中于财富类变量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特别策划变革时代的青年中间阶层

主持人语：近年来对中间阶层的讨论尤为引人关注，虽然学界对如何界定中间阶层的看法不一，然而不可否认中国将走向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兴则中国兴，青年的观念和行为往往主导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走向。基于青年的特性，聚焦青年中间阶层就显得尤其必要，而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公务员和青年企业白领是青年中间阶层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息息相关。作为最富活力、最富创造力的群体，青年中间阶层既富有朝气，又富有梦想；既带有时代的历史印记，又带有未来的前景想象；既有前行中的喜悦，又有成长中的烦恼。本期特别策划我们将从这一群体出发，对其社会认同、政治态度、幸福感问题等予以探讨。     

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程序公平效应与认同违背的关系研究

程序公平效应强调程序公平可以使个体对不利结果的负面反应有所缓和。影响程序公平的因素很多,认同违背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认同违背会压制程序公平的效应,显著降低个体的程序公平知觉。本文从程序公平的实证研究出发,探讨了其理论解释和个体的程序公平知觉,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职业解构视域下青年中间阶层的社会想象与认同

对中间阶层的探讨一直以来是相对于上层和下层进行比较而研究的,而对中间阶层内部混杂成分和多重认同的探讨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职业类型角度探讨青年中间阶层的社会想象与认同发现,他们总体上对社会的认知是较为一致的,都较为认可当前的中国社会类型为金字塔型,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他们的高消费现象并不显著,青年教师和青年公务员都有较少的休闲心态和较高的焦虑心态;青年教师更能看到社会冲突。总体而言,不同职业类型的青年对于社会认同、阶层认同、社会公平、冲突等看法大体是一致的,但仍存在一定差异:青年教师在各方面无疑都是更具批判性的,而青年公务员则相较为认可社会的公平和合理程度,青年白领则处于中间状态。     

房价波动、住房保障与消费扩张

房地产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房价上涨对拥有住房的家庭具有财富效应,促使其消费增加,但对没有住房的家庭会形成预算约束效应,导致消费减少。如果房价下跌,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更大。住房保障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使房价稳定,从而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扩大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同时,住房保障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具有显著的消费扩张效应。因此,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稳定房价,尽力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是扩大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促使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增进社会总福利的有效途径。     

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当代青年群体在社会心态层面呈现出一系列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悖论,其背后是青年世代思想观念的三重面向,即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共同体认同、以个人生活机遇为落脚点的共同体发展伦理、以个人价值实现为标准的共同体分配正义。上述思想观念根植于青年世代“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即以自我为起点的平等主义原则。青年群体总是从个人的预期、价值、经验、感知（“己”）出发,观照那些先验的、外在的、强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世”）,对于“己”与“世”平等与否的经验和感知决定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呈现。当青年世代体验到“己”与“世”平等时,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和话语可能创造出一种自发的、原生的、共享的情感认同,补充和丰富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的叙事并强化其合法性;反之,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被视作一种异己的结构性权力,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潜在张力具象化为对占据社会结构（例如权力、财富、知识）优势位置群体的负面评价,甚至是对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与运行规则的消极取向。因此在“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下,青年社会心态可能呈现的演进趋势及治理挑战应引起重视。     

现代性与传统影响下的当代青年婚恋观——基于阶层认同的解释

青年群体的婚恋观是一个群体价值观的侧面,在社会转型期,青年婚恋观不断趋于自由、平等、开放与自主。青年婚恋观是整个社会环境与文化变迁影响的结果,更是青年自身根据个人背景和自我评价与认同,进而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建构。性别和阶层认同对青年婚恋观有重要影响,只有在社会和自身的共同努力下,青年才能辩证地看待社会文化,正确、理性地评价自己,青年群体也才能建构出积极、健康的婚恋观。     

大陆青年学生在台湾的社会交往现状分析——基于大陆“交换生”群体的实证调查

青年学生逐步成为两岸交流的主要力量,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大陆“交换生”群体在台交流期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交往网络,“交换生”面对新的环境,开始接触台湾青年群体,使用当地的沟通工具,参与当地社会活动,这充分体现出大陆青年在台具有较强的“在地”适应性.但是,研究也发现,“交换生”群体在交流中呈现出相对封闭的交往网络,由于交流环境的限制,心理的群体认同与融合也有待进一步构建.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两岸青年交流的持续化交往机制.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等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金融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通过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样本期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拉动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中主要是生存型消费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并且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空间溢出性。     

空间拜物:城市青年住房消费的仪式化倾向

城市青年的住房消费从一开始便赶上了去福利房时代,在涌动着资本、权力、认同和地位的住房市场中,城市青年无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一轮又一轮攀升的房价,像赶赴盛宴一样投身住房消费,对CGSS2005的数据库18至35岁青年被访者的SPSS分析也证实这点.城市青年在参与住房消费过程中已呈现仪式化倾向,他们的购房行为已从集体消费转向集体展演,对住房的认同已从经济资本扩展到符号资本,由此建构的住房阶层也正演绎为住房神话,这种空间拜物情结能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得到消解还需拭目以待.     

安居何以安康？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与健康不平等

住房作为青年流动人口跨越户籍排斥，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对改善自身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调查数据，探讨了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无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自有住房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更高，并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二是从影响机制来看，自有住房不仅能够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流动风险与不确定性，降低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对其健康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三是与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相比，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住房所依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多，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