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特朗普政府技术民族主义论析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特朗普政府将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领先确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将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技术、第五代无线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作为重点推进的领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和政策。特朗普政府还提出了"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的概念,整合美国公私部门,倾全社会的力量,确保美国的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技术民族主义是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体现,美国同样将中国视为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立法限制和政策围堵。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已经呈现"极端化"的趋势。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美国的东亚政策

正2016年6月出版/59.00元ISBN 978-7-5097-9049-6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十余载有关美国东亚政策的研究探索,从美国对华战略、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朝政策、美国对台政策和地区安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学术分析,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把握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基本线索、主要思路及政策实质。本书从相互依存和竞争两大变量分析中美关系走势的观点,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线、中美战略协作的途径、中美战略冲突及化解的分析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肯定。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编者的话

大国战略竞争因其全球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的研究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王浩指出,现有的解释大多着眼于体系层次,对国内中观层次变量的重视不够.基于此,作者将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指出不同时期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从而塑造出不同阶段美国的对苏和对华的竞争战略.这种内外联动的视角不仅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及未来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美国政府、国会和部分战略界人士把应对与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把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维护在数字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努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网络军事能力。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进攻性更强,客观上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在"美国优先"和"以实力谋和平"的思想指导下,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其激进的网络战略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网络威慑行动,同时也导致全球网络治理进展缓慢。尽管美国力图在数字空间建立持久的优势,但它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表述从"亚太"转变为"印太".文章尝试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入手,将美国的"亚太"与"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考察美国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L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全方位竞争以重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通过改变自我认同与巩固和扩大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重塑大国身份和信心、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战略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然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的战略博弈必将长期持续.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效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涵养大国心态,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寻求身份和承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谋篇布局.若"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规划能够持续顺利推进,便可有效破解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图谋.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