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制度构建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背景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面临农村金融风险化解机制缺乏、农村金融供给机制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困境。为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建构,即完善农村金融管理和服务体制、规范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组织、构建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建立规范和科学的农村金融市场资金回流机制、创新农业保险制度、以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金融改革以及促使农村金融体制适应供给侧改革等。     

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路径分析——基于风险防范的角度北大核心

防范金融风险是保障金融稳定的重大课题。随着近几年地方金融组织形态的不断发展,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实践来看,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均缺乏畅通有效的协调监管机制,同时由于各地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界定不清,无法做到对风险的高效预警防范。探究如何优化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须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目的,从中央与地方、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两个方面的协调配合入手,畅通协调机制、构建联合监管执法体系、促进金融组织自身防控、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安排。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典型的产业扶贫创新方式,在创新乡村发展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再塑乡村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存在资金严重不足、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贫困村民参与意识不强、人才资源缺乏等现实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必须吸纳多元化的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注重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帮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和延伸产业链;引入专业化人才,打造"创新型"、"创意型"乡村旅游精品;构建长效性培训机制,提升贫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乡村道德观重塑及引导对策--以婚丧嫁娶为视角

道德是通过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行为规范的总和,乡村婚丧嫁娶道德观是在乡村民俗文化和民俗仪式中体现的善恶标准与行为规范。婚丧嫁娶是展示乡村道德风尚的主要平台,是规范乡村道德行为的重要形式,是提高乡民精神凝聚力的主要契机。破解乡村婚丧嫁娶道德困境,要加强道德重塑中的乡村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作用,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婚丧嫁娶的道德规范建设。     

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理论阐释与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由此,财政亦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发挥农业农村公共属性和正外部效应的基础,是协调农村中个体需要和群体需要以及社会公共需要之间矛盾的基本机制,是乡村振兴各要素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和有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发挥财政对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需要建立现代的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乡村治理中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建立财政涉农资金的现代预算制度,完善农业农村税收优惠政策。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析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弹性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及其实现机制

近年来，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与实践创新十分活跃，弹性治理即是实践创新的一种形式。乡村组织通过双轨制村干部、灵活的项目运作和柔性的政策处理等实践创新，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有效吸纳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了良好的乡村治理。弹性治理之所以可能，源于动员机制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弹性治理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限度，这要求人们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既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策略主义地执行上级政策，而是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下寻求政策执行与实践创新之间的平衡。     

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研究——以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例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最基础的内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是政府、社会各界认可的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在实施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和风险挑战,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提高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     

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党和社会组织关系的视角

相对于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一种新路径与新思路。税费改革后,农村建设面临着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行为方式重新定位,以适应农村发展。由于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自身问题,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广度、深度与效率都不够。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存在功能转换困境以及实现途径与方式的创新问题。党和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都存在着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而基层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的互助互动合作则是解决两者困境的有待加强的实践取向。对此,结合党和社会组织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创新党和农村社会组织的合作方式与途径则是当务之急。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影响公民结社行为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的集合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既存在着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也存在着不利的制度性因素或者说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包括: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上的双重许可制度,民间组织监管上的双重负责体制,年度检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得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着注册困境、定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人才困境、信任困境等多重困境.出现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设计者和供给者出于维护政权和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在公民社会组织监管上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取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将公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思维和对民间组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努力建立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和谐与合作的新型关系,而这就需要优化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培育服务与监督规制并举的能促型民间组织管理体制.     

乡村自主性与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宁海36条”制度创新为例

“宁海36条”制度创新通过规范村级权力运作重塑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态,但实践中正式制度规则的运行面临着乡村自主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消极治理、利用制度缝隙积极谋利、以熟人社会关系软化制度约束等。乡村自主性意味着村干部不是完全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行动,其行动逻辑与村干部角色特征和乡村社会性质有关。在乡村自主性逻辑下,村级权力的有限开放与普通群众有限参与共同形塑了基层“有限民主”形态。由此,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更要审视制度实践中的乡村自主性,要在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从1950年合作化争论漫议农村发展的关键

上世纪50年代,针对农村土地改革后出现的互助组织涣散情形,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提出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发展合作经济.今天来看,当年长治地区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历史上,金融资本垄断,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迫切需要建立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提升乌鲁木齐市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有效治理探赜——以乌鲁木齐市X区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不断完善和优化农村基层党建是广大农村从脱贫到振兴的迫切要求,也是创新发展党的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要求。乌鲁木齐市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有效治理取得诸多成绩,然而,当前这项工作还面临着治理机制有待健全、治理力量有待强化、治理程度尚需深化的问题。对此,应该以制度建设完善治理机制,激发振兴动力;进一步强化基层协商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力量;强化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提升治理水平。     

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范例及其启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和其他农村公共品一样。在乡村道路的供给中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供给模式来寻求改进现有供给的方式，是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奥尔森困境”的关键。山东省某乡镇在乡村道路供给中的自治模式取得了成功。其信息发送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如何将实例中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意识和制度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中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制度设计者所面临的一大挑一战。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其纾解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及乡村自身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良政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复合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公序良俗失范、经济发展衰败、自治制度空转、德法共治失灵、能力作风低弱、服务保障不足等困境。为此,要加强新时代乡村治理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